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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正是秋高气爽的9月，放眼望去，一片郁郁葱葱。玉米棒子已经结实，稻穗已经饱满。再过一段时间，黑龙江共青农场47万亩土地上的作物就可以收割。“又是一年好收成。”77岁的杜俊起感慨道。他是共青农场的退休老干部。
很难想象，57年前，这是一个荆棘丛生、沼泽遍地、野兽出没的地方。当时这里甚至没有多少人，偌大的一个地方，只有几个自然屯。
在共青团中央的号召下，1955年，这里迎来了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此后，陆续又有5支14批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此地。1958年，一支军人队伍开拔到这里，脱下戎装，放下刀枪，拿起锄头，加入垦荒事业。次年，又有不少山东的支边青年前来支援。就是这支总共4000余人的队伍，在将近一个甲子的时间内，肩挑脚趟，让这块土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北大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共青农场能有今天，少不了我们的汗水和血泪。”杜俊起缓慢而有力地说。杜俊起于1955年11月踏上北大荒的土地，是第二批进入共青农场的垦荒队员之一。当时，差一个月，他才到20岁。在共青农场，他一待就是57年。那时，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充满干劲的小伙子，现在则已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精神依旧矍铄，行动已经迟缓。
激情、信念与广阔天地
回到1955年那个激情飞扬的年份。当时，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实施到第三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拟扩大耕地面积5867万亩。共青团中央首先探索垦荒方案。是年4月，共青团中央便组织代表团到苏联“取经”。
1954年，苏联进行大规模垦荒，一改之前移民垦荒的办法，而是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在很短时间内，苏联就动员20万城市青年到边疆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又解决了青年就业问题。
代表团回国后，很快拟定《关于响应党的号召，组织青年参加开垦荒地的几项意见》。这份意见指出：“青年团在开垦荒地的巨大任务中应起积极的突击队作用……以便鼓励和发扬青年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垦荒青年树立先进的榜样。”与此同时，毛泽东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指示。此后不久，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耀邦发表《向困难进军》的讲话，号召“青年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
北京青年杨华是积极响应者。当时，杨华是北京市石景山区西黄村乡乡长，年仅23岁。1954年，他被评为石景山区劳动模范。
在共青团中央工作人员的鼓舞下，他与另外4名青年，以发起人的身份，向共青团北京市委递交了申请书，表达了赴边疆垦荒的愿望和决心：“我们愿意用我们青年团的荣誉向你们提出：请批准我们能够为祖国多贡献一份力量。我们要组织一个60人的垦荒队，不要国家掏一文钱，为国家开垦3000多亩荒地，增产30多万斤小麦。”
后来，杨华等人还到胡耀邦家中，就垦荒之事与胡耀邦详谈。
“不能让祖国10多亿亩荒地闲着睡大觉。”杨华还记得，当时他对胡耀邦这么说。胡耀邦当时就告诉他：“有什么困难随时可以来找我。出发时，我去给你们送行。”
与胡耀邦对话后，他们的申请书也在媒体公开刊登。一时间，首都沸腾了，10天内报名的人数就达到近600人，并接到近7万元的群众捐款。1955年8月30日，第一支青年垦荒队伍，由杨华带队，向北大荒挺进。
天津青年杜俊起也闻声而起。他是天津市津南区高庄子乡人，时任高庄子乡团总支副书记。
“杨华的消息传到我们这里时，很多人都要学杨华。”杜俊起回忆说，“也许现在的人很难理解，那个时候，年轻人都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为国家减轻负担。”
年轻的杜俊起连夜写了一份申请书，递交给共青团天津市委。在申请书中，他写道：“我要和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一道去唤醒酣睡的土地，把自己的青春和力量献给祖国，为国家增产更多的粮食，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57年过去了，杜俊起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递交申请书后，每天都打听消息，“怕自己的愿望落空”，连“睡觉都想着这事”。后来，他连续给领导写了两封信，表达自己支边的信念。
1955年10月，共青团天津市委决定组织天津市青年志愿垦荒队。杜俊起的申请书也在《天津日报》全文刊发。
天津青年也沸腾了。一个月内，报名垦荒的青年就达到7000多人。有的青年甚至写了血书，还有的青年就守在团市委门口，不批准就不走。
杜俊起的申请被批准后，他与身边的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泪水模糊了双眼”。在杨华带领的北京垦荒队伍出发两个月后，天津市52个年轻人也踏上了开往黑龙江萝北县的旅程。在那块与苏联一江之隔的沃土上，这些青年将大展身手，唤醒沉睡的大地。
同时响应的还有哈尔滨、河北、山东等地的青年。他们纷纷组织自己的队伍，前往北大荒。1956年，8个地方的队伍分批次进入萝北县，并各自成立了以来源地为名的集体农庄。
翻开泛黄的资料，打开尘封的记忆，一个个鲜活的年轻人，都在用自己的行动书写青春。哈尔滨青年垦荒队的梅树生，李兆麟将军的女儿李石，秦基伟将军的警卫兵禹金果……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值得尊敬。
临行前的那些天，杜俊起还记得，母亲每天晚上都要熬夜，给他缝制行装。临行前的一天晚上，他的母亲从郊区赶到市内，为在市内准备出发的儿子，送来了棉衣棉被，并让他换上一双蚕丝做的棉鞋。在当晚的欢送会上，面对这些年轻人，母亲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儿子既是“天津的骄傲”，也是“家庭的光荣”。
虱子、蚊子与“大烟儿炮”
自19岁踏上北大荒的旅程，杜俊起和他的同伴们一样，就没打算再回去。“谁不图个政治进步？谁不想自己的前途更光明？”这位老人说。
在天津市成立青年垦荒队后，这些队员曾看过苏联“共青城”的影片。苏联共青城由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于1932年，按照工业中心的规划建造，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城中有工厂，有学校，有体育场，还有年轻的杜俊起向往的共产主义生活：面包和牛肉。
“我们也能建一座这样的城市。”同伴之间不断地传达着这样的信念。即使杨华在到达北大荒不久后，给天津青年的信中，已经描述过北大荒的艰难，但仍难打消这些年轻人对未来的向往。
杜俊起一直记得火车站台上发生的一幕。那时，天气很冷。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人。突然，他听到一位妇女大声呼喊自己同伴的名字。这个同伴是队伍中唯一的父亲。
妻子找到丈夫后，两人拥抱在一起。他听到妻子对丈夫说：“你放心地走吧，别惦记我们娘儿俩，到那儿好好干，等明年天暖和了，你们盖起了房子，我带着孩子找你去，我也参加垦荒。”
第二年春天，这位妻子果真抱着孩子，到了北大荒。
在开往东北的火车上，他们一路高唱《垦荒队员之歌》：“告别了母亲背起行装，踏上了征途远离故乡，穿过那无边的原野，越过那重重的山岗，高举起垦荒的旗帜，奔向遥远的边疆……”
杜俊起至今还保存着一份歌词。说到激动处，他艰难地站起来，走进卧室翻出一张泛黄的纸，上面手写着这首歌。
但当他们在鹤岗市下了火车，坐上敞篷汽车，驶向目的地时，很多人还是大失所望。沿途他们看不到几处房子。路况极端差，如果不紧抓着车帮，“随时可能被颠出去”。50多公里的路程，车子行驶近4个小时。
后来他们才知道，当时的萝北县，总共才2000人，全县只有一栋砖房，据说是日本占领时留下的，其余的全是拉哈辫草屋。
杨华带着队伍，早早地就在路口等候。一看到汽车驶来，他们就跑着迎过来，把队伍迎进一栋拉哈辫草屋中，端上了热腾腾的窝窝头，坐上了烧得火热的炕。那一夜，他们联欢到深夜。
“我们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在联欢活动中，身为天津青年志愿垦荒队副队长的杜俊起，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大家异口同声，跟着杜俊起喊起来。
就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第二天一早，天津队的52名青年队员放弃休整，到荒草地上干活。11月的萝北，气温已经降到零下10多摄氏度。但“谁也不愿意落在北京队的后面”，以免让北京队“看不起”。
不过，在第一天，北大荒就给了这些激情洋溢的青年一个教训。他们在烧火打火道时，突然一阵旋风，将火带到草甸子上，引起大火。队员们忙不迭地扑火。在县里的帮助下，他们到半夜才将火扑灭。母亲给杜俊起做的蚕丝棉鞋，被烧了好几个窟窿。和其他队员一样，他的棉衣棉裤，到处露出烧黑的棉花。
北大荒冬天的日子不好过。“大烟儿炮”一刮就是几天，气温降到零下40多摄氏度。通常在这样的天气，当地老乡都“猫冬”不出门。可是这些青年人不干，即使在这样的天气，他们也要出门干活。杜俊起就曾在第一年的冬天，在山里度过七天七夜，采伐木头。
有时脚冻僵了，就踢树；手麻木了，就互相搓。由于缺乏防寒防冻知识，不少队员被冻伤，有的耳朵冻起了大水泡，脸冻成黑紫色，有的脚趾盖、手指盖都被冻掉。
杜俊起也落下一身毛病。在到达北大荒的第19个年头，他患上了膀胱癌。在他的一生中，他为此做过3次手术。他的腿脚也不好用，两腿骨质增生，腰椎和颈椎都有问题。
“都是年轻时落下的毛病。”杜俊起说。在采访他的数个小时中，他几乎是一动不动地坐在没有靠背的高凳子上，“动一动很困难”。
夏天同样艰难。当地的蚊子、牛虻很多。即使夏天干活，他们也要穿上长衣长裤。有时一巴掌拍下去，手上就一摊血。为此，他们常常“抓泥篓”。就是到地上抓一把泥，涂到脸上，只露眼睛、鼻子和嘴巴。晚上，他们通常在前半夜很难睡着。那时没有蚊帐，飞虫围着他们嗡嗡地转。队员们常常将衣服往头上一蒙，以挡蚊虫。不管春夏秋冬，虱子不离身。杜俊起身上，经常是一窝一窝的虱子。衣服往火上一抖，就会听到噼噼啪啪的声音。那是虱子遇火烧爆的声音。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到1959年成立国营农场时，天津垦荒队前后两拨队伍272人，共开垦荒地两万余亩，上交粮食180余万斤，盖房136间。其他队的成绩也非常突出。1956年，北京青年垦荒队粮食总产量就达到99万斤，土豆35万斤，远远超过共青团中央提出的80万斤的指标。而当时，北京队垦荒才一年。
爱情、面包与终生事业
艰苦的半年劳动后，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耀邦亲临萝北青年垦区，慰问垦荒队员。
“胡耀邦同志来看我们，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时至今日，共青农场的很多老人，还能回忆起胡耀邦当时的讲话。
在这次慰问中，胡耀邦勉励青年“不要向困难低头，要坚决向困难冲锋”！“要忍受、学习、团结、斗争”。
老人们更喜欢提及的是，胡耀邦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里能听到“鸡鸣、狗叫、孩子哭的声音”。
很多人还记得，当胡耀邦说完这句话时，下面响起一阵掌声，经久不息。有一个机会，杜俊起还专门问了胡耀邦一个问题：“你说要听到孩子哭，可是我们这里男多女少，这个问题怎么办？”
“这个问题组织上有考虑。”胡耀邦回答他。
杜俊起说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当年，天津队第一批52名队员中，只有7名女性；第二批220名队员中，女性也为数不多。8个农庄中，女性的比例也是非常之低。
不过，杜俊起当时已经收获了爱情。随着天津队第二批队员的到来，他暗恋的对象李之雯出现在他面前。
李之雯和杜俊起原在一个单位工作，两人互相颇有好感。杜俊起递交垦荒申请书后，李之雯听说后也递交了。但是当年，李之雯才17岁，申请没有成功。杜俊起启程前，两人还在桃花树下单独相处了一会儿。杜俊起说，当时，李之雯都哭了。杜俊起说着，一旁的老伴李之雯笑了，“什么时候和你在桃花树下单独说过话？”她笑着反驳。
“你怎么不承认了？眼睛都哭红了。”杜俊起笑笑，“你还不好意思啦。你来的第一天，我问你怎么来了，你不还说‘你不是来了吗’？”
李之雯不说话了，眯着眼睛纳鞋垫。这么多年来，她养成了做针线活儿的习惯。杜俊起在外开荒，衣服鞋子总会不经意扯破，回家后都是李之雯缝补。干农活儿脚上出汗多，李之雯就经常纳鞋垫，让丈夫换新的，“舒服”。
当李之雯满18岁时，二人结婚。就在他们结婚后，农场的爱情故事也多了起来。1959年，山东有援建北京的近百名女青年到萝北支边。除此之外，山东还有不少支边的女青年。
另外，早在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七预备师以及信阳步兵学校部分军官、学员等1705人，集体转业，到萝北垦荒。这些官兵的家属，又吸引来一批各自家乡的女青年。
“爱情问题基本解决了。”杜俊起笑着说。他清楚地记得，天津队，除两名队员“条件很差”之外，其余的队员都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
爱情与面包同时收获。杨华、杜俊起他们刚到垦区时，3年之内，他们均没有拿任何报酬。唯一的福利是每年过年5角钱的“压岁钱”。
在胡耀邦1956年的农场之行时，杜俊起等人还向这位时任共青团中央最高首长提出，能否给垦荒队员提供一些细粮。因为这些青年，大都从城市出来，每天吃粗粮，“肠胃受不了”。
胡耀邦当即答应。此后，在垦荒队员的食物中，增加了少量面粉。
其实，农场当时已经开始种植小麦。到1956年的秋天，他们就能收获小麦。但没有指示，他们“不想动”，小麦一定要上交给国家，因为“国家比我们更需要”。1959年，国营萝北农场正式成立，将青年志愿垦荒队伍的8大庄以及军队农场合并，形成一个大农场，并用上了机械化设备。而在此之前，垦荒基本靠人力和畜力，生产速度比较慢。
农场的规模迅速扩大，农场人的收入也逐渐多了起来，很多人就将农场作为终生事业。
禹金果今年82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曾当过秦基伟将军的警卫兵。部队从朝鲜战场撤回来后，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信阳步兵学校学习。部队到北大荒垦荒时，他的申请并未得到批准。他和一名战友就偷偷地混进队伍，坐车到佳木斯。到佳木斯后，他二人被发现。部队要送他们回去，可他们坚决不回去，最终留在共青农场。几年之后，他给秦基伟将军写过一封信，说了自己在北大荒的情况。在信中，这名老兵写道：“这是一个能让我施展手脚的地方，我将在此奉献一生。”很快，他收到将军的回信。
“将军告诉我，既然来了，就好好干。”
风风雨雨几十年中，禹金果也曾动摇过。但最终他还是选择留在此地。“我不能给将军丢脸。”禹金果严肃地说。
那位16岁就来到这里的山东老人刘泽勇也是如此。他不仅自己留下来，还动员全家到此地。家中兄妹6人，除自己的大哥和四弟留在家乡外，都先后迁入农场。他甚至还把自己的父母接到农场。
“我不能说我们都很崇高。这个地方，毕竟是我们一手建起来的，有感情。这里就是我们终生的事业。”刘泽勇老人坚定地说。
苏联“共青城”仍在共青农场老人的记忆中。那里的现代化工厂、漂亮的住宅以及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生活，老人已经不再羡慕，因为在共青农场，这些“全部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