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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国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副主任、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在接受央视节目采访时，以“竞技场上，金牌是唯一的标准”作为对中国羽毛球队在伦敦奥运会上消极比赛所受批评的回应，这也是伦敦奥运会结束后李永波首次就消极比赛事件公开表态。但李永波的讲话并不是“消极比赛”事件的尾声，反而将已经持续了近两个月的一场争论再次推向高潮。
伦敦奥运会结束后，羽毛球消极比赛的另外两支参与球队韩国队和印尼队，均在回国后遭到了本国羽协的追加处罚，因为体育比赛是以尊重、维护奥运精神和体育道德为大前提的。但这一普世价值观在中国未见得居于主流地位，在羽毛球消极比赛这件事上，中国的三个现象与另外两个事件当事方完全迥异，即官方不进行追加处罚、主要责任人可以堂而皇之地以“金牌是唯一的标准”为己辩护，以及舆论中支持羽毛球队消极比赛的声音并非少数。
持两派意见的网友激烈交锋
在网上观看过中国羽毛球队与韩国队消极比赛视频的90后大学生韩阳，也为这样一场几乎是侮辱观众的低劣表演感到难以接受，但他同时又是一名坚定的“挺李派”。韩阳觉得李永波说的“竞技场上，金牌是唯一的标准”这句话很有道理，“如果羽毛球队拿不到金牌，他们很可能会被领导、媒体和观众唾弃，经济收益也会大打折扣。既然我们的目标就是夺取金牌，那么就应该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千方百计实现这个目标。”韩阳认为，所谓的奥运精神和体育道德都是很虚无的、理想化的东西，在这个偶尔打打羽毛球的当代大学生看来，务实的目标肯定要比所谓的理想化追求更有说服力。
虽然韩阳忍受不了中韩羽毛球选手在消极比赛中的低劣表现，但他很赞同李永波在电视节目中说的一句话，“博尔特跑到最后20米，他不使劲儿跑了，是不是消极比赛？NBA最后垃圾时间全是替补上场，是不是消极比赛？”
在与记者会面的咖啡馆里，韩阳的同学黄煌驳斥了他的说法，“你完全不懂体育。NBA最后垃圾时间全是替补上场，与你往自家篮筐里投球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行为。体育比赛的确要争金牌，但这个金牌是通过‘更快、更高、更强’的方式获得的，而不是为了达到最后获得金牌的目的，就在比赛过程中采取弄虚作假的行为，这跟使用兴奋剂有什么区别？”
中国竞技体育圈多年以来发生的消极比赛事件层出不穷，尤以羽毛球队为甚，但官方对此类事件很少处置，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作为北京某高校篮球队队员的黄煌对此深恶痛绝，“我觉得，以这样的方式争夺金牌是可耻的。体育比赛不该是这么个玩法。”
扭曲的体育价值观影响社会
但“唯金牌论”在中国早已根深蒂固，大到奥运会和全运会，小到国内的一些单项赛和协会比赛，无不充斥着“金牌至上”的色彩。
几天前刚刚在天津结束的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东道主天津队穷其所能，获得了102枚金牌，金牌榜第二至第四位的3个代表团所获金牌总数也未及102枚。东道主的疯狂夺金行为与大运会崇尚的“育人”主旨格格不入。近日，在河南南阳举行的全国农民运动会上，又传出某代表队以选手改名的方式，让专业运动员参赛，这种身份造假的行为，在以往国内举行的各类运动会上早已见怪不怪，涉事的代表队无非是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
“运动队和运动员争取在比赛中获得好成绩，这肯定没有错。错的是我们一直在用怎样一种价值观在引导整个社会的体育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向记者表示，“在羽毛球队消极比赛这件事上，李永波和队员也许没有第二个选择，换做他人可能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来，因为在目前的竞技体育政策和体育价值观的影响下，教练员和运动员只能不择手段夺金牌，否则他们如何向上级领导交代？”
对于国家体育总局迟迟未就羽毛球队奥运消极比赛一事作出处罚，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著名体育学者易剑东认为，“由于我们把金牌作为参与奥运会的核心目标，所以，羽毛球队夺得5块金牌，自然就会被认为为达到核心目标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我认为，成绩不应该成为为错误作挡箭牌的任何理由，两者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精英竞技天然具有教化和传播功能，无论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羽毛球运动还是我国参与奥运会的基本目标来看，积极的教育文化、合乎社会道德准则的传承功能才是符合目的性的。”
但“既然国家的政策就是‘唯金牌论’，那么，我们又怎么可能像韩国和印尼那样追加处罚消极比赛的教练和运动员？李永波和羽毛球运动员是按照国家的目标要求去消极比赛的，如果国家体育总局再处罚他们，国家体育总局又如何向那么多遵循这一目标工作的教练员和运动员交代？”郑也夫表示，“不处罚消极比赛的责任人，国家体育总局向公众不好交代，处罚了，则向自己人不好交代。”
改变“唯金牌论”是根本
因为国家的体育政策就是以夺取金牌为目的，因此，“唯金牌论”不仅主导着中国体育部门的工作方针，也直接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对体育的理解。
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子蝶泳200米银牌得主焦刘洋，曾经有过深刻感受，北京奥运会之前，所有人都看好焦刘洋，几乎没有人知道刘子歌，但随着刘子歌在北京奥运会上夺得金牌，刘子歌迅速取代焦刘洋，成了当时中国女子泳坛炙手可热的代表人物，而焦刘洋却被人们忽略或遗忘了，尽管她夺得了一枚银牌。
焦刘洋的遭遇与李永波在电视节目中回忆自己当年夺取奥运会男双铜牌的感受如出一辙，对奥运金牌的重视已到了畸形的程度，这显然是在一个体育价值观极其落后的国度才会发生的一幕，但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背景是什么呢？
“除了社会功利主义取向外，确实与我国长期以来没有进行过具有实际意义的全民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之类的教育有关。”易剑东向记者表示，我国长期以来施行的“奥运金牌战略”，成了体育工作的核心，“可以说，北京奥运会也没能扭转我国长期以来偏狭的体育价值观，这使得国际上已经普遍公认的体育价值观，在我国依然得不到应有的认同。”
奥运金牌战略的诞生来自体育界的“为国争光”，但这种以体育成绩激发的全民爱国力量究竟有多大却值得推敲，“苏联和东德的体育政策与我们一样，曾经在奥运会上取得过丝毫不逊于我们的辉煌战绩，但两个国家却几乎是在一夜间土崩瓦解，再多的金牌在那个时候也不可能对民众发挥出任何激励作用。”郑也夫表示。
近两个月来，因为中国羽毛球队奥运消极比赛事件的持续发酵，部分体育界业内人士也意识到，这件事或许将成为中国体育政策转型的触发事件。著名游泳运动员庄泳在微博中表示：“金牌就是一切”是体育人的共同话题，但世界大赛、奥运赛场最终的观点和目标又是什么？国家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原主任李元伟则在微博上表示：“‘金牌是衡量竞技体育的唯一标准’的提法涉及体育事业大原则，原本不是一个新鲜问题，但在目前，确实有不少人思想上有些混乱。建议体育界就此展开一个大讨论，明辨是非，使我国竞技体育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以免误入歧途。”
本报北京9月22日电
本报记者 慈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