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从前一个皇帝让一位画家画马,画家说“最少需要三年,方可完成”。皇帝说这太慢了,不行。画家说“最少需要两年”。还不允许。“至少一年,不能再少了。”皇帝答应下来。
过了一年,皇帝到画家那里看,画家当场画出一匹马。皇帝很生气,认为这是欺君,要治他的罪。画家把皇帝领到一间屋子里,只见满屋子都是被废弃的画稿,上面是他画的马。皇帝不说什么了。
徐悲鸿以画马闻名,不知他是否有类似上面的经历?据李可染回忆,徐悲鸿在与他谈话时曾说:平生很喜爱荷花,可是从来不敢去画它。假若真正要画的话,就需要买10刀20刀纸,把这些纸都画完,才可以真正地画荷花。
徐悲鸿年长于李可染。不用细细去考证,徐悲鸿讲这番话时,已是中国画坛的领袖人物,作为著名画家,谈及常见的绘画题材却明言不敢画,这不发人深思吗?
其实,前辈画家要表达的道理不难理解,面对一项创作,要有一个较高的标尺,有一定的虔敬谨慎之心,多方面认真精心地准备——其中当然包括时间和心力的付出,方可达到较高的水平;草率从事,难以发挥自己的最高水平,更谈不上创新突破,说得严重点,是对文化艺术的亵渎。
就绘画而言,中国绘画的一个特点是必须有千锤百炼的笔墨功夫,方能体现出艺术的巨大魅力,很多著名画家在这一点上勤勉地追求。荆浩在太行山上画松,“凡数万本,方如其真”。不断观察,不断描写,达到成竹在胸,艺术家的负担就轻了,创造性方可显示出来。近代山水画大家黄宾虹最好的画大多是在他89~91岁之间创作的,其艺术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曾画了足有三担的画稿,画上不落一字,更不写任何落款,纯为磨炼艺术而练习。对艺术精益求精地追求、不汲汲于一时的名利才可做到甘于寂寞。
孙犁曾云:“文艺工作,也应该‘行伍出身’,‘一刀一枪’地练武艺,挣功名。”他在给一位青年文学爱好者的信中说:“盖叫天等老一代艺人是扎扎实实练功的,我看《粉墨春秋》,创作、读书,主要是持之以恒,用一分力,就会有一分收获的。”这是文化工作者的正途,应有的努力方向,看罢让人热血沸腾,心生昂然向上之志。行武之人,功力未达,出外去混,轻则受伤,重则丧命,所以多知道下功夫苦练。文化学术之事,糊弄一下,粗糙一点,初看对个人或没有那么严重的后果,实则没有真诚严谨之心,脱离文化学术的正道,想要取得真正的成绩已无异于缘木求鱼。粗制滥造的“成果”,如同建筑行业的“豆腐渣”工程,对文化学术事业的戕害也是不可小视的。
于是,想到面对当下有些浮躁的文化学术界,提倡或在文化学术管理制度上适当允许知“止”(不敢画、不敢写、不敢指导,等等),该不是无的放矢。文化学术研究需要扎扎实实地工作,不是靠拿着金钱大哄而推动的,后者也可喧闹一时,但泛起的多是泡沫,这样的事例或教训已经不少了。比如,学界普遍实行的课题制,一些人受名利之心的驱动,口里喊着 “出精品”,热心于或勇于拿课题项目,一些大课题是多人集体项目,拿到之后,又少不了开会讨论,有的旷日持久……直到交卷。过于求快求量,没有深厚的积累,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没有沉下心来对成果进行修改和锤炼,这样的成果发表出版,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也就不奇怪了——尽管也曾有喧嚣一时的场面。再如,研究生的培养,近些年出现颇多的问题,其中之一是有的导师指导学生过多——竟多达五六十个!这样的事是如何变成现实的?很让人匪夷所思。据说,更有的导师在最后论文答辩会上竟无法确认某人是不是自己的学生,可想平时交流指导能有多少!如此指导下的学生又如何能成为优秀人才?
出现这类问题,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个人也不是全无责任,面对一项有利益甚至是巨大利益的课题项目,自己知道功力未达,委婉拒绝或暂不着手,认真准备,图之他日,当不失清醒明智之举。这样的知“止”,又岂可以落伍视之呢?
张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