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止”即明智

    传说从前一个皇帝让一位画家画马，画家说“最少需要三年，方可完成”。皇帝说这太慢了，不行。画家说“最少需要两年”。还不允许。“至少一年，不能再少了。”皇帝答应下来。 

    过了一年，皇帝到画家那里看，画家当场画出一匹马。皇帝很生气，认为这是欺君，要治他的罪。画家把皇帝领到一间屋子里，只见满屋子都是被废弃的画稿，上面是他画的马。皇帝不说什么了。 

    徐悲鸿以画马闻名，不知他是否有类似上面的经历？据李可染回忆，徐悲鸿在与他谈话时曾说：平生很喜爱荷花，可是从来不敢去画它。假若真正要画的话，就需要买10刀20刀纸，把这些纸都画完，才可以真正地画荷花。 

    徐悲鸿年长于李可染。不用细细去考证，徐悲鸿讲这番话时，已是中国画坛的领袖人物，作为著名画家，谈及常见的绘画题材却明言不敢画，这不发人深思吗？ 

    其实，前辈画家要表达的道理不难理解，面对一项创作，要有一个较高的标尺，有一定的虔敬谨慎之心，多方面认真精心地准备——其中当然包括时间和心力的付出，方可达到较高的水平；草率从事，难以发挥自己的最高水平，更谈不上创新突破，说得严重点，是对文化艺术的亵渎。 

    就绘画而言，中国绘画的一个特点是必须有千锤百炼的笔墨功夫，方能体现出艺术的巨大魅力，很多著名画家在这一点上勤勉地追求。荆浩在太行山上画松，“凡数万本，方如其真”。不断观察，不断描写，达到成竹在胸，艺术家的负担就轻了，创造性方可显示出来。近代山水画大家黄宾虹最好的画大多是在他89～91岁之间创作的，其艺术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曾画了足有三担的画稿，画上不落一字，更不写任何落款，纯为磨炼艺术而练习。对艺术精益求精地追求、不汲汲于一时的名利才可做到甘于寂寞。 

    孙犁曾云：“文艺工作，也应该‘行伍出身’，‘一刀一枪’地练武艺，挣功名。”他在给一位青年文学爱好者的信中说：“盖叫天等老一代艺人是扎扎实实练功的，我看《粉墨春秋》，创作、读书，主要是持之以恒，用一分力，就会有一分收获的。”这是文化工作者的正途，应有的努力方向，看罢让人热血沸腾，心生昂然向上之志。行武之人，功力未达，出外去混，轻则受伤，重则丧命，所以多知道下功夫苦练。文化学术之事，糊弄一下，粗糙一点，初看对个人或没有那么严重的后果，实则没有真诚严谨之心，脱离文化学术的正道，想要取得真正的成绩已无异于缘木求鱼。粗制滥造的“成果”，如同建筑行业的“豆腐渣”工程，对文化学术事业的戕害也是不可小视的。 

    于是，想到面对当下有些浮躁的文化学术界，提倡或在文化学术管理制度上适当允许知“止”（不敢画、不敢写、不敢指导，等等），该不是无的放矢。文化学术研究需要扎扎实实地工作，不是靠拿着金钱大哄而推动的，后者也可喧闹一时，但泛起的多是泡沫，这样的事例或教训已经不少了。比如，学界普遍实行的课题制，一些人受名利之心的驱动，口里喊着 “出精品”，热心于或勇于拿课题项目，一些大课题是多人集体项目，拿到之后，又少不了开会讨论，有的旷日持久……直到交卷。过于求快求量，没有深厚的积累，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没有沉下心来对成果进行修改和锤炼，这样的成果发表出版，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也就不奇怪了——尽管也曾有喧嚣一时的场面。再如，研究生的培养，近些年出现颇多的问题，其中之一是有的导师指导学生过多——竟多达五六十个！这样的事是如何变成现实的？很让人匪夷所思。据说，更有的导师在最后论文答辩会上竟无法确认某人是不是自己的学生，可想平时交流指导能有多少！如此指导下的学生又如何能成为优秀人才？ 

    出现这类问题，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个人也不是全无责任，面对一项有利益甚至是巨大利益的课题项目，自己知道功力未达，委婉拒绝或暂不着手，认真准备，图之他日，当不失清醒明智之举。这样的知“止”，又岂可以落伍视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