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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咏诗词、挥毫泼墨，这不仅是古代文人在生活中聊以自娱的工具，更是他们用以与天地往来、与自然交流的方式。在那至今读来令人拍案叫绝的诗句中、在一幅幅令人心驰神醉的书画作品中，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他们运用汉字的惊人技艺，更能意会其中的意境，进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千百年前的天地。轻轻吟咏、静静审视，我们便能获得精神“穿越”，得以重走一回笔墨下的当时天地。
现在，我们便可以从历代文人笔墨下的东钱湖，透过历史的层层雾霭，漫步于千百年间的各种风情的东钱湖。这些东钱湖，还没有自行车道，没有水岸别墅，没有便捷交通，没有如织的各方游人，但是，这些东钱湖，有着从源头起便存在的天然——这种天然至今仍存在于当代东钱湖的每一寸湖水、每一处山水角落间，也正是这种天然，成就了东钱湖“西湖风光，太湖气魄”的独特，使她千百年来成为文人吟咏、书画的对象。
历代文人在东钱湖这里，实现了与天地自然的最本真的沟通，也使自己回到了最完满的精神家园。正如一本书里所言，“东钱湖的每一寸风光，都是酿造诗情的佳料”，不仅如此，东钱湖的每一寸风光，也都是指引人们回归家园的明灯。
宜游
“若东坡来此游历，向西湖懒把诗题”，东钱湖的“宜游”是为历代文人公认的。王安石、徐文长……一位位在当时驰名天下的文人在东钱湖游赏，他们在这里不仅收获了视觉、听觉等感官上的享受，更获得了精神上的无限慰藉。于是，在他们的诗句中，我们便得以重温当时的天然景致、动人色彩、花鸟日月。
天然、清幽，这是初至东钱湖游赏之人的第一感觉，也将是最深刻的感觉。元朝诗人袁士元在东钱湖留下无数吟咏，其中一首广为流传的《寒食过东钱湖》写道：“尽说西湖足胜游，东湖谁信更清幽。”通过与天下闻名的西湖对比，袁士元深刻地感受到，东钱湖的清幽之气令人心醉。这也是许多文人在享受繁华之余，愿意到东钱湖来享受清净的原因所在。
民国实业家顾钊曾在表达对东钱湖无限倾心的《游钱湖》中说：“年年不倦同游乐，向往东钱只此湖。”对他来说，对东钱湖清幽的向往，足以令他年年不倦于到此游赏。如若是一处繁华所在，文人往往会敏锐地预感到其繁华败落后的令人神伤，繁华不是永恒的，清幽才具有更加令人安心的力量。因此，清幽的东钱湖，可供文人一游再游三游，每一次，他们都会沉醉于此。
他们的沉醉，在清幽的氛围中，是有具体的对象的。首先映入其眼帘的，就是满眼山水风光，而风光的最初要素，便是其色彩。东钱湖山水的色彩，一直是历代文人吟咏的热门主题。这种色彩是天然的、毫无雕饰的，却是最令人心动的。
宋人史浩在《下水庵晓望偶题》中写下：“疏树梢头露晓星，薄寒侵榻睡初醒。沙鸥何处惊飞起，点破遥山一抹青。”（下水庵位于东钱湖下水）这首诗最后一句，无疑是最令人叹绝的，点破、一抹青，这种对色彩的敏锐感觉，转化为文字之后，便赋予了东钱湖群山以灵性，使它们随着色彩的被“点破”，而活跃起来，我们仿佛与史浩一样，置身于当时场景中，眼见那沙鸥因惊而飞，青山的色彩因飞而活。这种对色彩的敏锐，只有当人们置身于最清幽的环境中，方能感受得到。
民国诗人张成在两首诗中呈现的东钱湖色彩，同样令人神往：“斜阳欲下万山苍，一片菰芦作稻黄。”“瓜舟人共菊洲孤，流翠成阴入看无。”这两首诗中呈现的“稻黄”、“流翠”，一个使本来残败的东钱湖景象变得生命力旺盛，整个画面因此转悲为喜，令人生出“重获新生”一般的希望来；一个使原本不动的色彩，流动起来，使整幅画面因此灵动非常，令人不仅仿佛见其“翠”，更如听见那流动的色彩的声音。
天然的清幽，赋予了色彩以生命，使人得以融入天地间的种种意象，甚至，不仅能更敏锐地感受色彩，更能无限贴近花鸟日月等天地万物。它们的生命力，在东钱湖的清幽中，与人合一。
元末隐居于东钱湖达10年之久的吴志淳有诗云：“紫燕却归寻旧主，黄鹂到处唤游人。”清人钱豹《同王水功周囊云范静庵游霞屿》诗云：“鸟立枝头唤住我，石留古意与人扪。”南宋著名心学代表人物袁燮游东钱湖咏月时写下：“满目辉光相照耀，乾坤何处不精神。”……
这些诗句中，不论是唤游人的黄鹂，还是“唤住我”的鸟，或是那一轮照得人间满目辉光的月亮，都充满着与人同感的生命力，在这里，他们不是外在于人的天地事物，而是变成与我们一样，能与我们嬉戏交流、使我们无限精神的生命体。这时，东钱湖的万物，包括人，都融化在一个清幽的天地中，使人获得无限完满——这也是为何游东钱湖不会使人厌倦的最大原因所在。
宜隐
因为宜游，东钱湖更是宜隐的。这仍取决于东钱湖的宜游乃是天然清幽的游，而非繁华喧闹的，因此，在东钱湖“隐”成了历代不少文人的选择或者心中向往的选择。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是强调“回”的。而这已不仅仅是指那离家远游的思乡之绪，还更有着在精神的荒原上独自徘徊，期望寻得故园所在、精神之归宿的深情。具体化后，这种归宿在很多文人处，就是寻求一个可以隐居的场所。而东钱湖，恰恰就是能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的地方。
隐，在东钱湖有悠久传统。民间相传，范蠡和文种相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后，勾践却心生疑虑，怕功臣在日后会以功高欺君，赐死文种；而范蠡早已料到会如此，便携至爱西施，一叶扁舟，隐居在东钱湖形似半岛的伏牛山，并改名为陶朱公，意于“逃诛”也——动人故事一直流传至今，后人也就将此山改称为陶公山——陶公岛了。如今，陶公岛已成东钱湖一大名胜。
在历代文人眼里，除了神往东钱湖的清幽，追随陶公的脚步，到此隐居，成了一个美妙的愿望。与天一阁主人范钦同时的明代诗人李生寅，就在一首《东湖》中写道：“平湖八十里，东望去城偏。波阔山为岸，春深雨似天。数村沙上柳，一缕岭头烟。何物鸱夷子，向逢引钓船。”
最后一联中的鸱夷子，就是范蠡之号，整联的意思为在东钱湖经常碰见钓船，可是归隐的范蠡又在哪里呢？其中，我们能看到他对隐于东钱湖的热切希望。
因为希望能像陶公一样隐居，历代文人吟咏东钱湖时，“钓船”、“渔舟”就成了最常见的意象之一。袁士元在《晚凉》中写下：“长啸一声惊白鹭，等闲飞过钓鱼船。”顾钊在《游东钱湖四景诗》中写道：“湖边秋是最清华，遥见轻鸥掠浪花。我爱陶公山尽处，夕阳斜照入渔家。”
东钱湖的老百姓临湖而居，因湖求食，自然渔家、钓船最为常见，但在到此游赏的文人眼中，这是一种充满隐逸之趣的意象。苏东坡曾说“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是文人将自己放诸天地，寻求天地间家园的夙愿。
而在东钱湖的小舟上，诗人们可以不用再“放己”，这里山水相接、天然清幽，已是最切近精神家园的具体所在，在陶朱公的足迹中，他们可以放下长久追寻的疲惫之心，在这里无忧无虑地“隐”下来。
宜居
真在东钱湖隐居下来，或者在东钱湖虽不隐而长居，人们就会发现，这里不仅宜游宜隐，更宜居。
东钱湖有美景，有美食，有美酒。这对于热爱生活的文人来说，足矣。元曲作家任昱在散曲《一枝花·题东湖》中便写道：“供盘鲜鲫银丝，对酒名花绣机，香满衣醉似泥。落照时渔唱起，棹苍烟乘兴而回，煞强如误入桃源洞天里。”
在广阔无垠的湖面上，任和煦杨柳风吹面，品尝几盘东钱湖的鲜鲫银丝，饮两口东钱湖当地美酒，边赏名花锦绣，边任自己陶醉其中，甚至强过误入桃花源之人。任昱简直将东钱湖描绘成人间仙境一样的所在，试问，人世间岂有人不愿居住在仙境的？论宜居，东钱湖若不宜居，岂还有宜居之处？
东钱湖是幸运的。这种幸运是指在几千年历史中，她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天然清幽，而未被破坏。
我们已经见过太多因为利用不当等多种原因消亡的湖泊，与东钱湖相去不远的一个名叫“广德湖”的湖泊，就难逃厄运，最终被废。但东钱湖穿过历史，现在仍以其动人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而且，对于居住那里的老百姓来说，越来越宜居，这要归功于历代对东钱湖的治理和开发。关心东钱湖的治理开发、宜居的诗词，数不胜数——这便是最好的见证。
自元代以来，随着人口增加，东钱湖的占田问题越发突出，如若主政者管理不力，东钱湖将逐渐消亡。元代诗人杜国英在一首《东钱湖》中写道：“地汇东南秀气多，水涵一碧浸星河。迢迢山势围霞屿，淡淡烟光罩月波。十八里来平似镜，两三船去小于梭。当时不立庸田法，几作农畴种稻禾。”
在写景之余，第四联中，杜国英阐述了东钱湖的命运。“庸田”指水利机关，主管农田水利，经人考证，元代大德年间，东钱湖淤积严重，湖水很浅，豪强之家乘机提出废湖为田。但当时的水利机关拒绝了这一请求，还立法禁止。杜国英由衷地为此叫好，如果“不立庸田法”，那东钱湖早已被废作田畴，插满稻禾。
清朝诗人范光阳甚至在一首七律《泛东湖》中，提出了系统开发东钱湖，以使其更为宜居的想法：“波添秋雨二十里，寸隐夕阳几百家。当事城居忘水利，野人虾菜作生涯。肯除积葑为高岸，更插夭桃映晚霞。便与六桥相伯仲，西湖虽好未须夸。”
范光阳与一般到东钱湖游玩的文人不一样，他不仅冲着东钱湖的宜游宜隐而来，更是为了其宜居而来。头两联一脸写景，一联指责当政者不思开发好东钱湖的水利，然后第三联开始，诗锋一转，提出自己治理开发东钱湖的想法：首先参照苏东坡开发西湖的经验，将重点放在除积葑，然后种植桃树，即可供观赏，又能防止封泥倾泻。最后，诗人说道，如果真能这样做，那东钱湖将会变成更加宜游宜居之处，甚至都将西湖比下去。
虽然，范光阳的愿望在当时没有实现，但像他一样，历代文人对东钱湖宜居的关切，还是最终使东钱湖得以至今仍焕发活力，并经过当代执政者的有力开发，以更加宜游宜隐宜居的面貌呈现世人面前，这大概可使那些为东钱湖挥毫泼墨过的历代文人，聊得告慰。
本报记者 王怡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