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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放在传统中国很完满，但用到现代却少了一环：那便是“家”与“国”之间的“社会”。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是西方的“团体主义”；用现在知识分子的提法则是“公民社会”。在最近的群情激昂中，有些人又何以会以“爱国”为名做出种种冲动之举？这些问题都和缺失的一环——“社会”有关。
社会说起来比较抽象。对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社会最简单的对应是我们生活的“社区”。这个社区是地理意义的，比如我们生活的公寓或者大院；也是情感和认同意义的：个人将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认同为社区的一员，对社区有归属感，在此基础上愿意为社区的发展做出努力。社区的范围可小可大。小可以是一栋单元楼，邻里便是社区成员；大可以是一个小区，乃至一座城市。
笔者今年夏天在旧金山体会了一回美国人的“爱社区”。在旧金山电报山游览时，当地一个非营利导游组织“城市导游”（City Guides）为我们提供了免费服务。在游览过程中，导游本身成为最亮的风景。这位退休的老者，很认真地准备了一个小册子，展示电报山的名人、建筑和历史故事。除了一般导览会提到的名胜，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导游对一栋不起眼的老房子、一棵树和一个消防栓的自豪之情。这所老房子曾是一位退休好莱坞女特技演员的住所，正因为她自发的辛勤劳作，曾经垃圾成堆的山坡变成了风景宜人的花园，当地的房产价值也随之提高。这位在正统文献中并不出名的人物在当地家喻户晓。这片社区还有棵树，长到了道中。当初在修路时，原计划要砍掉这棵树，但居民经过努力，使路在这里拐了个弯。不远处还有一个不起眼的消防栓。导游特别停下来让我们注意消防栓曾经移动过——这是为当地社区的轮椅使用者而特别做出的修改。
在这位志愿者的讲解下，电报山的每一栋房子、小店、转角都鲜活起来。他个人对电报山的热情，对这里的生活的熟悉和热爱感染了外来者。所谓软实力，并不仅仅是好莱坞大片的票房，还有社区居民满足的笑容。对身边环境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传递社区价值的愿望难道不正是我们所缺失的吗？
这种缺失首先来自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流动性”及长期以来形成的“户籍制度”之间的张力。我们很难像这位老者一样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地方。从乡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我们总在寻找更好的机会。不管是外出的农民工还是追求学业和事业的年轻人，都是背井离乡者，我们需要重新融入新环境，让我们的家庭和后代在此扎根，我们需要在异乡建立故土。但中国之大和城乡及地域间情感和政策上的隔阂，又常使在外奔波者产生一种“不安定”感。“融入”因此变得困难重重。
这种缺失还和中国传统到现代的变迁有关。在传统中国，身、家、国以至天下的链条之所以完整，是因为家是“家族”，“国”在一定程度上与家族有同构性（在春秋战国及之前）。身、家、国、天下是一个可以可以过渡进阶的过程。而在西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身、家、国、天下”本来的完整性已支离破碎。原本并没有清晰“公私之界”的伸缩的“自我观”也被 “个人主义”改造。但与“个人主义”配套的“团体主义”或者说“公民社会”却没有得到发扬。破是破了，立还没有立。这就使个人和更大的国家之间少了联系和沟通，民众缺乏对国家的认同感。于是有了普通人对“国民教育”的反弹；于是出现了打着“爱国”旗帜，却不知道怎么真正爱国的盲目热情。这对民众和政府来说都不是件好事。
连接个人、家庭和国家是必要的，但号召爱国何必时时打“国民”之名？总提作为整体的国家，并不是增加凝聚力的唯一方法，更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切实手段。解决社会空间的缺失，唤起每个人对所在社区的关心，是政府和民众需要合作努力的事业：关心社区并同时教我们的孩子关心社区；更重要的是努力创造这样一个环境：人人可以理性地、同时也是温情地关心社区和社区中的他人。
程曼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