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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媒体人论坛开始前每个参会者作简短的自我介绍，令中国记者有些尴尬的是：韩国的记者多会汉语，去过中国不少城市，且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有较深的了解，谈起去过的中国城市如数家珍。而中国记者很少有会韩语的，多是第一次来韩国，除韩剧和泡菜外，对韩国社会比较陌生。很惭愧，我就是第一次到韩国且不会韩语。
这样的对比并非偶然巧合，也不仅表现在媒体圈和媒体人身上，而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一方面说明中国正在崛起，过去重视英语的韩国媒体人，现在越来越重视汉语；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媒体人应该更加重视这个邻居，与韩国同行相比，我们有不少欠缺，有不少需要补上的课。
韩国记者代表团中，有好几位都是曾经被所在媒体派驻中国的“北京特派员”，比如论坛的主持人、《朝鲜日报》的池海范先生、《京乡日报》的洪仁杓、《东亚日报》的河宗大、《每日经济新闻》的崔庆善等等，他们都曾经当过“北京特派员”，并在常驻中国中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通”。这些“北京特派员”谈起中国问题，对房产税的理解，对中国官场的认知，不逊于一个相关问题专家，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些“北京特派员”结束常驻任务回国后，都升了“官”，多成了这些媒体的“国际部部长”，主管本媒体的国际报道。“国际部部长”的权力可不小，有限的国际版面，报道哪些国家的新闻，选题、角度、比重等等，驻外记者发回的报道上不上版，很大程度上都由“部长”决定。
“北京特派员”回国后都能掌管国际报道，这个细节，见证着中国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哪个国家的媒体也不敢看低中国。“北京特派员”身份的重要，与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上升，是共生一体的。
过去很长时间中，这个重要的位置，都是由有美国和欧洲驻站经历的记者占据。“北京特派员”报道北京的事情和中国的新闻，需向这些部长汇报。有着欧美驻站背景的“国际部部长”们，自然更重视来自欧美的新闻，带着天然的“欧美中心主义”视角，“北京特派员”所报的选题常被否决，结果，韩国媒体上的“国际新闻”自然多被欧美事物所占据。民众的世界观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塑造的，受“欧美中心主义”媒体报道的影响，韩国民众也自然会更加熟悉并在情感上亲近欧美，而对中国这个近邻很陌生。
这样的媒体报道取向，显然受到了国际政治和国家地位的影响，新闻规律也驱使着媒体更加重视来自大国强国的信息。
“北京特派员”地位的上升，一方面是这些“北京特派员”干得很出色，从北京发回的一篇篇有分量的中国报道，确立了他们在单位的地位，“国际部部长”的位置众望所归——这也与中国越来越开放有关，开放的环境使他们能写出有信息含量的报道，中国飞快的发展和改革也提供了充足有料的新闻素材。另一方面，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中韩“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的推进，也使韩国人越来越关注这个昔日在追赶他们发展步伐的邻居，媒体要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北京特派员”成为“国际部部长”，会使韩国媒体更加全面和客观地报道中国，向韩国人传递一个不被歪曲的完整形象。成为部长的“北京特派员”当然不会违反新闻规律而一味“为中国说好话”、“替中国做宣传”，但长驻北京的经历会使他们更重视中国的事情，来自中国的消息的比例会加大；更客观地看待和理解中国，而不是像某些媒体那样凭着一鳞半爪的信息、丰富的想象力、天然的偏见去报道中国。这种对中国的善意和客观的了解会通过报道传递给公众，并影响政客和政治，促进中韩交流。
世界很多重要媒体在中国都有“北京特派员”，中国官方应该重视这个群体，重视此一途径的民间外交。一个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很多靠的就是这些“北京特派员”的报道。让世界了解中国，首先就是要让中国向这些“北京特派员”开放，让他们全面地了解中国。他们的报道把中国写成什么，中国在他们国家民众中的形象就是什么。他们也许是带着偏见、误解甚至对立的情绪来到北京的，但中国应该以透明的信息和坦诚的姿态一点一滴地消除他们的成见。中国花了很多钱在世界各大媒体宣传中国形象，但以开放赢得一个“北京特派员”的好感和尊重，要比投入上亿的形象塑造费更重要。广告的效应非常有限，一篇负面报道就足以将数亿广告营造的形象打得稀里哗啦。
在交流中，这些已经升官的“北京特派员”对中国的发展表示了很多忧虑，并提了很多建议，比如他们常焦虑于在很多大事上采访不到信息，某些领域的信息不透明使很多韩国人对身边这个大国的崛起充满担心，“中国威胁论”正源于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北京特派员”们的观察不一定准确，判断也不一定对，但提供的视角却值得中国反思。
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