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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在郑州举办的2012年全国刑法学术年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说，要积极实践刑事和解制度，并作为特别程序规定在法律里。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新增“刑事和解程序”，并做专章规定，预计今年12月出台。（《河南商报》9月26日）
今年3月通过的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专门规定了“刑事和解”，“刑事和解”正式从地下走上台面，而预计于今年12月出台的“刑事和解程序”司法解释，又是专门为“刑事和解”量身定做的司法程序，看来，“刑事和解”走上康庄大道指日可待了。
法律明确规定“刑事和解”，这是一件好事。以前司法实践中，并不是没有搞过“刑事和解”，甚至大量地进行，但毕竟师出无名，“犹抱琵琶半遮面”。当然，更主要的是，由于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刑事和解”往往会顶着“花钱买刑”的骂名，而在实践中也确实存在着重罪案件也和解、无原则和解，或者花钱就和解的现象，让“刑事和解”蒙上一层阴影。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为“刑事和解”安装了笼子，其一，规定了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的范围，诸如“因民间纠纷引起，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 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才可以适用“和解”，和解不是什么案件都可以适用了；其二，规定了“刑事和解”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不起诉，法院可以从宽判处，让对真心悔改的罪犯从轻处罚师出有名。
不过，在为“刑事和解”相关法律规定出台欣喜的同时，还是要注意防范法官成为“和事佬”、“乡愿”。“刑事和解”有两大功效特别为法官所热衷，一是能提高诉讼效率，节省司法资源，法官愿意多用；二是能促进社会和谐，化解矛盾，避免当事人缠诉、上访。法官为了避免上访，尽快了结案件，完全可能利用职权来强迫当事人和解，甚至对一些恶性案件或者一些恶性较大的被告人也适用和解，从而损害被害人的利益，损害法律的尊严。
如此“和解”的法官几近于“乡愿”，而这种“乡愿”态度早在几千年前就为孔子所鄙视。《论语·子路》：“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看来孔子是很讨厌这种不区分善恶，左右逢源的“乡愿”，而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进一步说：“乡愿，德之贼也。”孔子认为“乡愿”是有违伦理道德的。
法官避免做“和事佬”，就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法律，在将来出台的“刑事和解程序”司法解释中规定，法官和司法人员不宜深度介入“刑事和解程序”，特别是不能用职权来强迫当事人和解。其次，法官应当认真审查“刑事和解协议”，要审查协议是否合法，是否自愿，如果是不合法和不自愿的，法官可以不从宽量刑。第三，对于适用“刑事和解”而从宽处理的罪犯，法官也不能对其放纵了之，也应当在判处轻刑、缓刑同时责令罪犯进行社区矫正、禁止进入特定场所和接触特定的人等，检察官在作出不起诉的同时，也可以附带相应的条件，不让罪犯花钱、道歉了事，而是在今后保持对法律的敬畏，不敢再伤害被害人。
杨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