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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一场简单的追思会在北京郊外的大觉寺举行。青瓦红窗的会场外，立着逝者的遗像。那是个留着平头的中年人，手指间夹着一根点燃的香烟，眼睛微微眯着望向镜头。照片下的三句话讲完了他的一生：
“马小平老师，1956年出生于湖南湘潭，2012年在深圳辞世。历任湘潭一中、东莞中学、深圳中学的语文老师。他是一位值得我们尊敬并铭记的好老师。”
时间是9月8日，教师节前两天。
在这位普通高中老师的追思会上，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些在教育领域极有影响力的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钱理群称马小平是所识教师中“最具全球视野，可称得上是教育家的人”。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则将他视作“布道者”、“已属稀有的人文主义教师”。
这位56岁就因脑部恶性淋巴瘤去世的教师，曾发觉许多年轻人“有技术却没良知”，简直患上了“人类文明缺乏症、人文素质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他很少讲教材，但却把梁漱溟、哈维尔、王小波带进课堂；他梦想着“办一所幸福的学校”。
但马小平终究没有成功。如今在美国读大学的李舒扬，两年前曾是他的学生。李还记得，期中家长会上，已患癌症的马老师特意为每位家长准备了一封信，请他们不必过分在意考试，更要注重“学习的自信”。
可没什么人在意这封信。马小平开始时兴致勃勃地念着，很快连声音都虚弱下来。会后，20多名家长把这位老师围住，质问他为什么不教课本的内容。马小平“显得很疲惫，甚至有些束手无策”。最终，他回到办公室，趴在桌上哭了起来。
那是他执教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
追思会上，同事、学生们回忆了许多往事。来自湖北的基层教师马一舜坐在台下，“拼命地压抑自己”，但后来还是哭了。“恐怕只有我们这类在糟糕的教育环境中顽强寻找有意义的教育、能惺惺相惜同病相怜的人才可能这样哭。我不仅是为马小平老师哭，也是为自己哭。”
有这感觉的并不止他一人。除马一舜外，会议还邀请了几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基层教师。多年来，他们都像马小平一样，在自己小小的课堂里抵抗应试模式，坚持人文教育。
对于长年关注中学教育的钱理群来说，他理解这些泪水。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人走上发言席，注视着面前的教师们，仿佛也望着远远的马小平。“孤独是你的宿命。”他说。
不要低估一个普通中学教师的生命力量所能达到的高度
事实上，当今年1月马小平病逝时，后来参加追思会的许多教师和学者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企业家王瑛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有关马小平的报道。她为这位未曾谋面的教师“大哭了一场”，并想为他做些什么。
9月，马小平在病床上编著的《人文素养读本》（后更名为《叩响命运的门》），终于得以出版。王瑛以此契机举办了追思会。如今，那本近600页的厚书摆放在追思会的讲台上，成为这间朴素会场里唯一的装饰。
钱理群为这本遗著写了序。他在开头就写道：“我曾说，‘不要看轻中学教师的意义和价值，更不要低估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的生命力量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潜能’。我说这句话时，心里想着的，就是马小平老师。”
马小平并不被这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所知。但在东莞中学和深圳中学，他却绝对是个“明星”。深中初中部的一个孩子，曾偷偷跑去高中部听他开设的通识课；他总是提前几分钟到教室，偶尔某次迟到，就会有学生焦虑起来，“难道今天不上语文课了？”
莞中的学生黄素珍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马小平的情景。在面向全年级的电视语文讲座里，他向学生们发问：“你们知道，东莞的工厂里，一年被机器切下来的手指可以排成多长吗？”
很多在父母保护下成长的孩子，第一次从老师那里学到“要感受他人的痛苦”。但马小平更希望学生们感受到爱。那次讲座临近尾声时，他念了一所香港中学的校训：“感觉着生命的悲哀，还愿意欢笑的，请受我深深的祝福；感觉着生命的卑微，还予以人尊严的，请受我深深的祝福……”
“他脸上的表情很沉静。”黄素珍正在北大哲学系读博，她坐在校园里覆满青藤的长廊里回忆着，“但他的声音抓住你，吸引你去听。我被很深地打动了。”
那时，马小平还没有生病，是个总熬夜、抽烟的工作狂。每个曾经踏进他小小书房的人都感叹，那里除了门和窗，7000多册书堆满了三面墙。他相信，只要用高三一年来应付考试就足够了。给高一、高二学生上课时，他很少使用教材，甚至不怎么看讲稿。他不在书上为学生画“知识点”，更不总结中心思想。
他是“学者型老师”，以惊人的速度读书、看电影。人们想起他时，总会想起他斜挎着一个大包，快步走在路上。但如果碰到熟悉的老师或同学，他一定停下来，抬起一条腿，将挎包搁在上面，然后从包里翻出他最新推荐的书和电影碟送给对方。
“就是那种布道者的形象。”有同事回忆。
他反对仇恨，提倡爱和悲悯。“9·11”事件发生后，学生们都兴奋起来，“炸得好”。可马小平却显出了愤怒，他站在讲台上质问学生：“你们知不知道，死的那些都是人！”
讲授课本时，他也有不同于教辅材料的解读。许多学生都记得他课堂上的《孔乙己》。他始终关注着在一旁冷冷讲述故事的、年仅12岁的小伙计。按照常规解读，小伙计贯穿始终，“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以喜写悲，使悲更悲”。
但谈起那个孩子时，马老师却在讲台上深深叹了口气，“他还只是个孩子，却与成人社会的视角没什么不同。失去了天性的悲悯，真是悲哀。”
讲到鲁迅的《祝福》时，他也没有给课文贴上那张“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标签，反倒是让学生们写篇《与祥林嫂对话》的作文。“站在她的角度，你会怎样体验这个女人的悲哀？”马小平曾在教案里写道，自己希望学生理解她的痛苦，也尊重她的痛苦。
他在学生的一篇作文里获得了回答：“真的，当你从这样的课堂里体会到爱，感觉到爱，你就懂得了要尊重人，爱护人。你就会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去伤害任何人。”
“我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精神斗士的想法，但因为有了你这样的学生，才使我觉得这种坚持是必要的”
追思会上，黄素珍悄悄地坐在后排。她是个身材小巧、戴着眼镜的姑娘，也是让马小平最感骄傲的学生之一。尽管她其实并不曾在马老师的班里上过课。
电视讲座过后一年，黄素珍进入高二。马小平又到各班轮流进行研究性学习讲座。下课后，女生暗暗下了决心，“我一定要认识你，让你知道这个班里有这样一个学生。”
她只能写信，两封长信。信里写了对苏轼的思考，以及“一些少年的困惑和不合宜的修饰词”。随后，这个总是细声细语的女孩子用塑料袋将信裹起来，放在了马老师那辆早已过时的女式摩托车后座上。
十几天后，她被同学叫进语文组。马小平将自己的回信，郑重地交在她手里。他在信里剖白自己：“我上课时，只是坦诚地向你们倾诉我的思想，但是，我知道，能够理解我的人不多……我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精神斗士的想法，我实实在在的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因为有了你这样的学生，才使我觉得这种坚持是必要的。”
这个安静、内向、刚刚从乡镇初中考入莞中的女学生突然发现，在学生们看来很强大的老师，“其实心里藏着一种孤独”。
这并非仅是黄素珍的发现。2002年时，张庆威是莞中初中部的学生，那时他开始读村上春树的《且听风吟》和李敖的《快意恩仇录》，有时也在学校论坛上发表些“小感悟和小感想”。一天，他在家突然接到当时兼任教导处副主任的马小平的电话。
“我犯了什么错误？怎么有当官的老师找我？”张庆威记得自己当时满心警惕。
可电话那端的老师开口却说：“你的文章写得太好了！我想跟你见一面！”
当他们在办公室见面后，这位老师几乎顾不上和陌生的学生客套一番。他先是夸奖了张庆威关于刘邦、项羽的一篇文章，向他指出一些细节可以更完善。随后又引入历史，双手比划着，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15岁的男孩有些傻眼，看着眼前表情认真、中气十足的老师。马小平每讲完一个“大话题”时，总会抽几口烟，皱着眉头，“陷入一种无能为力似的沉默”。但张庆威无法打破这种沉默，因为他几乎答不上话来。
直到整个下午的“谈话”结束，张庆威走出教学楼，晒在太阳下，却突然深吸了一口气，脑子里蹦出一句话，“日光其实很强，一种万物生长的鞭子和血！”
“我马上就想读书。”他回忆。在听马小平聊天的日子里，他密集地读到了罗素和爱因斯坦，读到了张中晓和穆旦，读到了王小波和林达，读到了林贤治和王开岭，读到了《火与冰》和《不死的火焰》。总之，“他讲过的那些书，都要找来读一遍”。
对年轻的张庆威来说，“再也没有那样担当启蒙者角色的老师”。可回忆过往，他也发现，那时的自己与老师其实是种“互相陪伴”。
学生王翔是个少年诗人。他敏感地觉察到，马小平在与学生交流时并非刻意营造一种平等的氛围，“他就是想聊聊，想找个人，把话说出来。他在寻找一种精神上的同道”。
在外人看来，许多同代人都无法跟上这位老师的脚步。他总是认为，教育正在变成“吞噬学生天真和童趣的怪兽”，“课堂里弥漫着空虚和无意义的气氛”，经济高速发展、对竞争的膜拜，都可能造成教育危机、道德危机。
他引述英国学者汤因比的理论：赶在灾难尚未毁灭人类以前，把能够应对这种灾难的新一代人培养出来。他还常常引用另一位教育家的话：“我们留什么样的世界，关键取决于我们留什么样的后代给世界。”
他曾经向王翔抱怨，自己周围充斥着大量平庸的、没有创造性的语言。“他既有那样的气质和追求，但升学压力、同事评估、官僚体制又困扰着他。”王翔说，“那时，我感到他就像个困兽一样。”
从这本书里、那些文章里，就知道他想传递什么，在追寻怎样的教育
追思会开始前，王翔从上海赶到北京。他正在上海大学读博。会上，这个穿着格子衬衫的年轻人描述自己的老师：“他的心里住着一个少年，这个少年希望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跟这个复杂又圆滑的成人世界格格不入，这实际上是他最内在的困难。”
作为马小平最喜欢的学生，王翔在高一时出版了一本诗文集。出版前，本不认识钱理群的王翔写信给这位名教授，请他写序。他同时也请了马小平写序。钱理群与马小平因这个少年得以结识。
但诗文集出版后没多久，因为“想象力在中学会被压抑”，王翔选择退学。他首先告诉马小平这一决定。老师惊讶极了，试图劝劝学生，“再等一个星期，等校长回来”。可王翔还是决定尽早离开。
此后，尽管王翔常常感到马小平“担忧的、欲言又止的复杂感觉”，但老师并没有开口劝他返回学校。
这个年轻人当时想通过自考进入北京大学，便在北大蔚秀园的河塘边租了间平房，简陋又潮湿。马小平与王翔的一位女同学一起去那间平房看他。一条挂满袜子的铁丝横在床的上方，王翔躺在袜子下面，女同学坐在床边，而马小平就坐在屋里唯一的一把椅子上。
那似乎是一次很轻松的聚会。他们聊着，一只袜子突然从铁丝上掉到女孩子的脸上，大家还哈哈大笑起来。
可回到东莞，马小平告诉身边的人，“王翔在北京过得并不好”。说完，他流泪了。
或许正因这些经历，当马小平在信中读到黄素珍希望成为一名教师时，他在回信里写道：“生活毕竟不是关在窗子里漫谈理想，我们不可能绕过今天的教育现状，生活到明天去。……你还得从最现实事情做起，那就是，你一定要考上一所好的大学，然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最后成为一位教育的专家。这绝不是用一种世俗的标准来要求你，而是为了你的理想的实现。”
但他还是无法做到仅仅为了让学生获得高分而将字、词、文章肢解。2004年，他因恶性肿瘤住院手术，接受放疗和化疗。但这段病床时光，却让他“第一次有了这么完整的时间”，来开发自己心仪的人文素养课程。
他带着电脑和扫描仪，收集了几千篇文章，然后从其中选出包括爱因斯坦的《论教育》、龙应台的《政治的人文素养》、雷颐的《警惕“真理”》、林达的《罗伯特议事规则》与王开岭的《精神明亮的人》等在内的102篇，编选成《人文素养读本》。
湖北仙桃中学语文教师梁卫星从来没见过马小平。直到他开完追思会后，才开始认认真真地读那本厚书。他几乎立即就被感染了，“只是看这本书，我就觉得他了不起。从那些文章里，我就知道他想传递什么，想追寻怎样的教育。”
病发前，马小平已经从东莞中学调入深圳中学。肿瘤夺去了他的头发、许多体力和眼睛里的明亮。但接受治疗后，他除了每周上几节普通语文课外，还提出要在深中开设人文素养通识课。
最开始，通识课教室被120多个学生塞得满满的。然而人数随后便直线下滑，近三分之一的学生不再出现。一位老师曾回忆，每当讲课时听见教室门口响起脚步声，马小平总会不自觉地将目光瞟向门口，希望有人推门走进这个课堂。可等待他的往往是失望，脚步声从门口响起，又远去。
没有学生进来。
既然可以站着讲课，何必跪着
这并不是马小平独有的痛苦。在9月8日那天夜里，基层的老师们在钱理群入住的宾馆房间里聚会。面对现今的教育模式，他们都感到无力改变。
就在今年年初，陕西师大附属中学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接到了几位家长的投诉，他们认为孩子的语文老师杨林柯“教育方式不恰当，上课时经常离题，讨论与教学无关的社会热点话题”，他们担心，再这样下去“会对孩子的学习造成负面影响”。
在追思会后谈起这些时，杨林柯显得有些沮丧。在他看来，他只是“不想违背本性，走出并对抗了自己曾接受过的教育”，他希望，“让娃都有自由的思考”。
“语文是最不能急功近利的学科啊。”这位戴眼镜的老师说。他手里还提着行李，会议结束后就要立刻赶回西安。
而同样爱在课堂上讲授课外内容的梁卫星常说一句话：“既然可以站着讲课，何必跪着？”但他所在的高中，学生们每天早晨6点40分早读到晚10点结束课程，一周里只有星期日下午没课。即便在这样的高压环境里，梁卫星还是反复向学生们强调“甭管什么经典名文，一定要质疑课本”，并且“抓住一切机会讲外面的东西”。
许多年来，梁卫星一直与校领导互相视为“隐形人”。除了同一办公室的3位老师外，他很少与其他同事打交道。他拒绝参加学校的集体活动，也理所当然地从未参加过“评先评优”。
今年42岁的梁卫星并不把自己看做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甚至反复强调：“我的理想是做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教师只是我的一碗饭。但端这碗饭，就得对得起它。”
那天夜里教师们的聚会，让他们感到“每个学校的恐怖程度都差不多”。
有的学校在过去的13年里要求老师一天打4次卡，每次离开校门都要写请假条；也有学校在教室前后各安装一个摄像头，记录着课堂上的一举一动。有老师为了让自己带的班在年级排名靠前，撬锁进入办公室，偷偷在电脑上修改成绩；也有老师因为同事作弊，导致自己的班成了最后一名，知道消息的几分钟后，便从教学楼的4层跳了下去……
至于学生，梁卫星想起自己曾在校园里听到两个女生聊天。其中一个说：“学习有什么搞头，我长得这么漂亮，吊一个有权有钱的凯子，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后来，他还听到一个男生向同伴儿大谈自己的理想：“我这两年要搞10个女人！”
“这就是我们教出来的学生啊。”梁卫星悲哀地说。
当围在钱理群身边讨论这些时，大家觉得无能为力，最终以唉声叹气作为结束。但他们又感到，这样的聚会至少让他们不再“只有精神上的孤独”。
追思会第二天，钱理群讲起了自己的故事。2004年，退休不久的他决定回到自己的母校南师大附中开设讲授鲁迅作品的选修课。他字斟句酌地撰写教案，还提前4天来到南京准备。刚开始，课堂挤进了100多人，可是最终坚持下来的，只有20多个人。
一个全程坚持的学生给这位老教授写了封信：“我知道您很失望，但您要了解我们的处境。今年我读高二，我可以坚持下来。明年高三时，我可能就没法再来了。”
但在大觉寺再谈起这段经历时，钱理群并没有显出任何的沮丧。他反而露出了愉快的笑容：“其实20多人听进去就已经算很大成功了，帮一个算一个。”
“如果学生深信你今天所讲的不是重复昨天讲过的话，那么阅读就会成为你的学生的精神需要”
除去身体力行地一个一个“帮人”外，马小平还有更大的梦想。他想要办一所让学生和老师都感到幸福的学校。
早在他大学里读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时，这个念头就已经扎下根来。那位著名的苏联教育家从29岁起担任家乡所在地一所农村完全中学——帕夫雷什学校校长。在最初的时间里，他只是观察每天都发生的教育事实和教育现象。
他发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受不到学习的乐趣，一个学生甚至对妈妈说：“让我们搬到一个没有学校的地方去吧！”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年轻的校长开始着手寻找。他最终发现，孩子们的阅读能力制约了他们理解课本、言语表达和深入思考。
马小平开始思考，学生的阅读能力又该如何提高？在一篇文章里，他提出：如果你的学生感到你的思想在不断地丰富着，如果学生深信你今天所讲的不是重复昨天讲过的话，那么阅读就会成为你的学生的精神需要。
似乎过去长逾20年的时间里，他的心灵和知识就一直在为办这样一所理想中的学校而准备着。2003年，一所筹办中的学校找到了他，希望他做出全盘架构，并在未来担任校长。
那算得上马小平最快乐的一段日子。他整日沉浸在对新学校的畅想中，仅“发展构想”就写了整整19页。他编写了《教师手册》，甚至想好了厨房的陈设。
那时他还不知道，反对的声音已经出现了。有些同行评价他：“太理想主义了，只适合出点子、指路径，做具体工作是没耐心的。”
这些反对的声音并非全无道理。一位同事曾感到，马小平对形式化、机械化的东西特别痛恨。在学校行政会上听见这类语句，他会当场反驳。在担任莞中教导处副主任后，他也不止一次地说起，自己并不想做行政，“都是消磨时间，一地鸡毛”。
有一次，一位北京来的文化名人在莞中举办讲座。他讲起这些天在东莞的见闻，完全改变了此前认为东莞是片文化沙漠的看法，他还打算把这个结论告诉相关官员。据同事回忆，马小平在台下听着，急了，会后要立刻去找对方，告诉人家眼见未必为实。“这，简直有堂·吉诃德之风。”同事评价。
后来，当人们提起马小平身上的理想主义时，他们承认，“这种气质对身边的人会形成一种压力”。
当然，许多学生甚至是同事也被这种气质所吸引，成为他的追随者。现实中，他虽然仅以高三一年应对考试，但班上学生的成绩仍然不错。可他所做的语文教学改革却被另一些人看成“花架子”。他最终没能成为“帕夫雷什学校”的校长。2004年，他离开东莞，前往深圳。
到深圳后不久，马小平便被诊断为恶性肿瘤。他的头发掉了许多，只能一直戴着顶白色的贝雷帽。他走路也越来越慢，有时就连挪动半米也要耗费两秒钟。
但他还是没有放弃语文课。他的最后一届学生向婧记得，马老师仍旧坚持站在讲台上授课，只有在为学生们播放电影时，才会坐一阵。可有时坐着坐着，头便垂在胸前睡着了。另一个班的学生蒋雨蒙则提起，一次语文课之前，马老师累得在办公室里睡着了，大家都不忍心叫醒他。但没过多久，马小平还是出现在教室里。他摘下帽子，面向学生们深深鞠了一躬，“对不起，我迟到了。”
不过，当时坐在最后一排的蒋雨蒙也发现，并非所有学生都认同马老师的教学方式。一些学生拿出数理练习册，紧张地做着习题。还有人干脆把《名侦探柯南》摊到桌子上看。
马小平看到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他只是说：“柯南是个小孩吧？嗯，是个小孩，很聪明的，好像是由大人变成的。”然后，就继续讲课了。
在得知老师患癌症后，曾经的莞中学生胡庆乐特意给他发了一封邮件，询问病情。马小平的回信里没有文字，只有一张图片——朝阳正在灿烂升起。
2009年，胡庆乐曾专程去深圳探望过自己的老师。他发现，眼前的人“已经不是6年前那个言语飞扬的男人了”。他戴着花镜，脚步缓慢地在书房走来走去，想多给学生找些书和电影碟，还不断地问他：“要不要多带点回去送给其他什么人？”
分别时正是黄昏，马小平送客一直到单元的铁门外。桔色的路灯照下来，虚弱的病人扶着铁门，望着学生离去。学生远远回头，“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还在向前走，可他却只能停留在原地，慢慢地衰老下去。”
如今回忆起那一幕，电话那边的胡庆乐，陷入了长长的沉默。
他离开后不久，马小平癌症复发。受脑部肿瘤影响，他的记忆力变得越来越差。学生们曾看到，老师在校园里3栋大楼之间的空地上四下张望，脸上带着焦急又沮丧的表情。从办公楼走到教学楼，这条路他曾走过千百次。
而那一天，他迷路了。
本报记者 赵涵漠 陈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