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地方的马铃薯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它在什么地方生长,就和那个地方的气息融到了一起,然后变异,因而马铃薯的品种之多,让植物学家们为之挠头。
马铃薯的名字太丰富了,好像还没有一个农作物有如此复杂的“笔名”。山东叫地蛋,云贵称洋芋,广西叫番鬼慈薯,山西叫山药蛋,安徽又叫地瓜,东北各省多称土豆,广东人叫薯仔。我的家乡在苏北泰州,和上海人一样叫它洋山芋,我们把红薯叫山芋,马铃薯是舶来品,加“洋”前缀,自然。国外怎么称呼它,我现在无力去考证,但按照马铃薯随性生长的适应能力,它在国外也会有其他的叫法。
1978年我开始接触中国现代文学史,知道两个著名的文学流派,一个是山药蛋派,一个是荷花淀派。荷花淀派以孙犁为代表,山药蛋派以赵树理为代表。他们的出现改变了现代文学史的农民形象,尤其是赵树理的一系列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些欢乐的喜剧农民形象。比如小二黑,和鲁迅笔下的闰土、祥林嫂、阿Q是不一样的。赵树理的出现,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态,原先在启蒙者笔下“被启蒙的农民”,有了喜悦的表情。现在想来,当年为山药蛋派命名的人真太有才了——山药蛋的质朴、深厚、皮实、实用,和赵树理们的小说十分吻合。
汪曾祺曾在一篇题为《马铃薯》的散文里,写到他与马铃薯的故事:老先生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的沙岭子农科所,居然画成了一本《中国马铃薯图谱》。他自己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很奇怪的作品”,遗憾的是在“文革”中消失了。被毁了?不知道,或许被人悄悄收藏了?现在献宝出来,献给现代文学馆,功德无量。
汪曾祺爱戴花鸟鱼虫,对马铃薯也充满感情。他说,“我对马铃薯的科研工作有过一点很小的贡献:马铃薯的花都是没有香味的。我发现有一种马铃薯——“麻土豆”的花,却是香的。我告诉研究人员,他们都很惊奇:“是吗?——我们搞了那么多年马铃薯研究,还没有发现过。”这就是汪曾祺,对生活的爱意使他不放过每一个生活的细节与角落。
我有机会到各个地方吃过马铃薯,并且品味出各个地方马铃薯的差异。我印象是这样的:山东的宜做成土豆丝,东北的适合乱炖,西北的烤着吃,香。评论家阎晶明带我到大同吃过那里的山药蛋,烤炒炖煮,都有嚼头,让我对山药蛋派增加了更直接的认识。
这一次来到宁夏西吉,有人告诉我:西吉有三宝,我好奇问:哪三宝?他说,洋芋、土豆、马铃薯,大家哄堂大笑。我没有笑,我觉得这貌似民谣的笑话里,潜藏着西吉人的自豪和苦涩。西吉就是张承志笔下“西海固”的“西”(其中,“海”是海原,“固”是固原)。张承志笔下的西海固贫瘠而强悍,血性而坚韧。西吉县甚至曾经被列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马铃薯成为西吉县的特产,让我对马铃薯这个普通植物肃然起敬。西吉被称为“苦甲天下”,是中国西部最贫穷的地区,马铃薯成为西吉人的“三宝”,可见它对他们生存的重要。正因马铃薯的出现,才让这里的人们有了生存的可能。
让人想不到的是,西吉还是全国第一个被授予“文学之乡”称号的县,这里的文学创作异常活跃,形成了颇有气候的创作群落。西吉籍的作家获过鲁迅文学奖、骏马奖、春天文学奖、冰心文学奖,这马铃薯之乡居然是文学之乡!是因为贫穷吗?我隐隐地想起了山药蛋派。记得2004年评春天文学奖时,王蒙听说青年作家了一容是东乡族,来自西海固,他顿生敬意。他说,在那样的艰苦环境里写小说,难得。了一容肯定是吃土豆长大的,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他对马铃薯心存感恩。西吉的作家是马铃薯派吗?
南京有个诗人叫马铃薯兄弟,给人兄弟组合的感觉。在网上微博的名字叫“马铃薯兄弟A”,其实就是一个叫于奎潮的人。我怀疑他年轻时被起绰号是马铃薯,因为他生得挺拔结实,与之颇有几分神似。他的诗写得简洁富有骨感。我有个老乡叫庞余亮,1990年我在《钟山》杂志当编辑,他在沙沟中学当老师,给我寄了一组诗歌,内容是写农民与庄稼感情的,其中写到马铃薯。我回信给他,高度称赞,说让我想起了艾青。遗憾的是当时的《钟山》不发诗歌。我们的家乡很少种马铃薯,而且味道吃起来,酸酸的余味,一点也不粉……难道马铃薯中含有一种天然的文学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