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班倒数第一得了诺贝尔奖

    约翰·格登正处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他穿着深蓝色和白色相间的细格子衬衫，双手抱在胸前，收紧下巴，向诸多记者摆出一个矜持又有派头的姿势。

    2012年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发出通知，这位英国生物学家和另一位日本生物学家山中伸弥，共同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可在面对镜头的时候，这位79岁的老人却把一张中学成绩报告单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在这张已经发黄的纸片上可以看到，63年前，这位生物学最高奖项的得主在生物课上排名全班倒数第一，并且被授课老师评价为“非常愚蠢”。

    “我相信他（格登）想要成为一名科学家，但从他的表现来看，这个想法简直是痴人说梦。”这位老师写道，“他连基本的生物学知识都学不会，想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完全不可能。”

    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进入牛津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还是后来被誉为“克隆之父”、获得国际医学大奖拉斯克奖，格登从没忘记过这些严苛的评语。事实上，这张成绩报告单一直被装裱在一个精致的木质相框中，并且被挂在格登剑桥大学的办公室里。

    与之相伴几十年后，凭借着一枚诺贝尔奖章，这位曾经的差学生，终于顶着一头白发，成功地回击了当年的差评。

    在老师“非常愚蠢”的评价过去半个多世纪后，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这是灾难性的一学期。他的工作离令人满意还差得很远……他的各项表现都非常糟糕，很多时候他都处在麻烦中，因为他根本不听劝告，只坚持用自己的方法。

    “我相信格登想要成为一名科学家，但从他的表现来看，这个想法简直是痴人说梦……无论对于格登本人以及教育他的老师，（让他学习生物学）都是在完完全全地浪费时间。”

    从那张成绩报告单的评语中，人们几乎可以想见这位诺奖得主当时令老师气急败坏的模样。那是1949年的夏季学期，550分的满分，格登只得到231分，相当于百分制里的42分。而他的名次，在全班18名学生中，排名倒数第一。

    15岁那年，在伊顿公学全年级250名男生中，格登的生物课成绩同样排名最末。63年后的今天，他却被评为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之一，与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共同分享生物学研究的最高荣誉，以及800万瑞典克朗（折合人民币753万元）的奖金。

    瑞典皇家科学院毫不吝啬对格登的最高评价。他们在发布的获奖评语中说，格登的研究成果“革命性地改变了我们对细胞和组织发育的认知”。

    这位差生的回击始自1962年。当时，距离老师的严苛评语已经过去了13年，他不仅没被吓到，反而在牛津大学拿到了生物学博士的学位。在博士后的研究中，他完成了一个著名的实验：把一只成年青蛙的体细胞核，移植到另一只青蛙的卵细胞里。这个全新的细胞，经过孵化、发育，最终变成一只完整的、发育完全的青蛙。

    多年后，人们评价说，这一实验震惊了整个生物界，也“颠覆了人们对细胞发育的传统教条认知”。

    没有人知道，那位曾经铁口断言格登“在科学领域无法取得成功”的老师，是否听说了这位差生的成就。在此之前，人们坚信，只有生殖细胞能够发育、分化为不同的组织器官。而格登的实验证明，尽管人体细胞发育中已经分化为不同的器官，但这些体细胞依然保留着完整的遗传信息。也就是说，一粒来源于皮肤的细胞，也能经由培养，变成一块肺脏组织，甚至整个生物体。

    这一成果为之后的细胞编程研究指明了方向。在此基础上，1996年，著名的克隆羊“多利”得以诞生。很长的时间里，格登都被称为克隆技术的“教父”。

    如今，在老师“非常愚蠢”的评价过去半个多世纪后，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因为分别独立发现“成熟、分化的细胞能重新具备未成熟细胞发育成完整个体的能力”，他们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这位曾经的落后学生。

    科研工作中，格登“差生”的叛逆基因依旧在不时闪烁

    在蜂拥而来的记者面前，格登很喜欢回忆起自己15岁那年受到的“屈辱”。他还记得那位名叫加德姆的老师——他专门解释说，加德姆并不是个真正的老师，他的真实职业，是一家博物馆馆长。当时，格登所在的中学伊顿公学，聘请他来向低年级的学生教授基础课程。

    在那个“灾难性”的学期过后，格登的生物课成绩是“垫底中的垫底”。老师在评语中毫不掩饰地建议他，放弃学习生物的想法。

    不过，在格登的母亲看来，自己的儿子当年早已迷上了生物学。中学期间，格登前后养了上千条毛毛虫，并且等它们一一孵化成飞蛾，这让他的老师非常厌恶。

    “我对这些东西就是非常着迷，它们好像有魔力似的吸引着我。”格登说。

    但他的人生轨迹的确差一点与科学擦肩而过。他的父亲希望他当兵，或者学习金融，而格登报考了牛津大学古典文学专业。如今，格登解释说，当时中学实验课上的失败的确令他心灰意冷，垂头丧气。

    不过，在一番混乱的招生工作之后，阴差阳错地，格登进入了牛津大学动物学系。

    他的人生开始向科学一路前进。很长时间，他都在研究一种来自南非的青蛙非洲爪蟾蜍；博士后研究期间，他开始关注“细胞核移植”，并且终其一生都为此深深着迷。

    即便在这个时候，“差生”的叛逆基因依旧在不时闪烁。当时，格登试图证明，细胞在分化成不同的组织器官之后，并没有丢掉那些“没用上”的遗传信息。他的观点一直充满争议，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研究证明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我只是一个研究生，那些人却是比我资深很多的前辈。”格登说。

    同时，很多人也不明白这一研究的意义，因为在当时看来，这个结论没有任何价值。直到半个世纪后，随着克隆技术和干细胞治疗技术的发展，人们才真正体会到了这一研究的开创性意义，“它让基本的科学研究看到了光亮”。

    随着时间的推移，质疑慢慢消失，赞誉开始扑面而来。1989年，56岁的格登参与创办了维康信托基金会和CRC研究所，前者用于资助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工作，后者则致力于细胞生物学和攻克癌症方面的研究。

    如今，格登的CRC研究所已经更名为格登研究所。在这个以他命名的机构里，除了实验器材、研究资料，那张中学时代的成绩报告单，也被装裱起来，悬挂在他办公桌的正上方。

    格登说，即便拥有数不清的奖状、成果，这张言语刻薄的成绩单，是他唯一裱起来的东西。

    有时我会看着它激励自己，几十年前就有人说，你根本不擅长这个工作

    当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打来电话的时候，格登最初有些犹豫。

    “我不知道是不是朋友和同事故意装成瑞典口音来整我。”格登表示。

    不过很快，各方消息蜂拥而来，格登开始确信，自己真的拿到了这一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

    在他那项开创性的实验之后，全球的生物学研究都在沿着他开拓的路径一路狂奔，除了备受争议的克隆技术，2006年，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也从人的皮肤细胞中，培养出了尚未分化的干细胞。

    这为医学的发展开拓出了崭新的图景：从皮肤取得的细胞，经由培育，能够变成体内的任何一个器官、组织。甚至在未来，对于那些发生病变、损伤的器官，人们能够经由皮肤细胞，直接培养出新的器官来进行“替换”。

    如今，格登赢得了诺贝尔奖。在这场成功的“差生逆袭”之后，一些人开始反思当下的中学教育。一位专栏作家在自己的文章中说，他希望在著名的伊顿公学，能够看到一些涨红的羞愧脸庞。

    “格登显然不是第一个被老师泼冷水的差学生，1895年，慕尼黑的一位中学校长也把‘永远不会有出息’的评语给了爱因斯坦。”这位作家写道，“学校本应为学生可能的成就而自豪，但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因此被磨灭了学习的热情。”

    甚至，这样的反思也蔓延到了中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姚树洁上周撰文说，中国目前的人才观和教育理念，有其严重的片面性。“而这种片面性，往往是扼杀最佳人才，或者是扼杀人才辈出的致命缺点。”

    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格登研究所，约翰·格登，这个曾经的差学生，终于迎来了自己最辉煌的成就。面对记者的提问，他说，自己对奖金没有概念，也不打算出国旅游。“也许我会拿奖金投资基金，资助那些攻读学术型博士的学生们。”他说。

    事实上，直到今天，这位年近八旬的科学家依旧每天泡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坚持研究工作。那份中学成绩报告单，则被显眼地挂在他办公桌的正上方。

    这份成绩报告单似乎给了他一些特别的动力。“有时我会看着它告诉自己，几十年前就有人说，你根本不擅长这个工作。”格登说，“当你的实验遇到困境的时候，拿这个方法激励自己，真的太有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