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义工到暴徒的那一步

    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很难将他与“违法”、“犯罪”、“拘留”这些词联系起来。在深圳的一支保安队里，他工作老实勤快，仅仅花了半年时间，就被提拔为队长。每天下班后，他制服都顾不得换下，就赶到义工服务站做义工。

    但这个常常穿着红色背心、出现在公益活动现场的年轻人，却在9月16日深圳保钓游行中，表现出暴力的一面，参与砸车。

    他砸坏的，是游行当天停在深圳市委门口的一辆防暴车。7天之后，警方公布了他与另外19个打砸者的大头像，20个头像占满了本地媒体《晶报》的整个头版。自称“扛不住事儿”的他一看就懵了，主动投案自首，随即被依照寻衅滋事罪进行刑事拘留。

    警方没有透露他的真实姓名，称他为“李某”。

    在深圳警方通缉的所有打砸嫌疑人中，李某是第一个自首的。在看守所待了两天之后，他所在保安队的领导为他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他特别热心，又讲义气。”义工服务站负责人始终不能相信他成了通缉犯。这位负责人记得，这个小伙子第一次来到义工站，就主动忙前忙后，三五下就把一根坏掉的灯管修好了。

    在义工站工作人员的印象中，长得浓眉大眼的他成天“笑吟吟的”，为了帮忙搞公益活动，有时甚至不惜自掏腰包。周边的孩子也喜欢这个穿制服的大哥哥，常常冲他喊“警察叔叔好”。

    9月16日的早上，他却没有像平日那样穿上那套深蓝色的制服。因为肠胃不适，他请假留在了宿舍里。可没过多久，他就忍不住走出宿舍，坐地铁来到深圳华强北地铁站。他听同事说，当天将有参加保钓游行的人在那儿集合。

    地铁站外，人山人海的场面一下子就把他震住了。大街上多是与他年纪相仿的年轻人，他们扛着手写的或打印的标语，扯着嗓子高喊口号。没怎么犹豫，他就加入到人群中。

    他出生在河南周口的一个村子里。家中贫困，做代课教师的母亲当时一个月收入仅有20元，父亲耕种着家里的4亩田地。初二那年，他作为长子，辍学打工。

    过去10多年里，他到过山西、北京、天津、深圳等地。他当过汽修工，做过餐馆的服务员，也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干过。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始终干着“这个社会最底层的活儿”。

    “不管别人怎么看，有时我自己也瞧不起自己。”坐在深圳路边的木椅上，29岁的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眼神始终躲闪着。

    对游行，他“没什么概念”。走在深圳的大马路上，他起初感觉有点尴尬，“张不开嘴喊口号”，听别人喊了好一会儿，才慢慢跟上。

    往常这个时间，他正一个人站在约3平方米大的哨岗里。他在深圳一家汽车4S店里当保安，负责给每辆来访的车发放停车证，“每天重复同样的事”。 

    “乏味”是他评价日常生活时用得最多的词。在6人一间的宿舍里，他老坐不住，没事儿就喜欢“没有目的地逛马路”。今年5月1日，他在街上闲逛时碰上义工站摆摊招义工，他问了一句“外地人也能报名吗？”得到肯定的回复后，马上报了名。

    端午节时，他给独居老人义务包粽子。周末的时候，他到口岸维持秩序，给旅客指路，拎行李。他说参加这些活动，自己感到“单纯的快乐”，让生活“没那么枯燥”。

    在深圳街头，走在成千上万的陌生人中，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很快，他喊口号就“越喊越来劲”。“抵制日货！”“打倒日本人！”“收回钓鱼岛！”他用尽全身力气使劲吼。过了一会儿，他甚至鼓足勇气，在人群中带头喊了几次口号。

    游行的队伍越发庞大，从不同方向涌来的人群最终汇集到6车道的主干道深南大道上。他走到了队伍的最前面，和30多个素未谋面的人一起抬着一面大国旗，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就齐刷刷地唱一遍国歌。

    离开学校之后，他就没怎么唱过国歌，“连词儿都忘记了”。但跟着大伙唱了几回之后，“五音不全”的他就完全放开了，越唱越大声。

    “感觉爱国的激情被激发出来了。”他回忆说，那一刻，他感觉“挺畅快”。

    前一段时间，他一直关注着钓鱼岛的新闻。他的宿舍里没有电视，也不能上网，他几乎天天跑到大队长的宿舍里看电视，“越看越揪心”。

    平日里，他常常觉得“自己活得挺窝囊的”。“快30岁了，没成家，又没一技之长，可以说一无所有。”说起这些，他叹了口气，陷入了沉默。

    去年夏天，他刚结束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在老家的村子里，离婚是件“很丢脸的事儿”。今年春节回家，他没怎么出门，大年初三刚过，就来到深圳打工。他说自己很喜欢这个“年轻，有活力”的打工城市。他的手机桌面，是他站在邓小平巨幅宣传画前的单人照。

    游行的那一天，深圳的街头让这个年轻人头脑发热。他脑中一片空白，唯一的念头就是“马上把钓鱼岛给收回来”。

    “如果当时发生战争，哪怕让我当炮灰我也愿意！”事后，他激动地对记者说。

    想象中的“战争”并没有发生，眼前迎来的，是人群的骚乱。有人冲向了防暴车，有人暴躁地用脚乱踢，更有人爬上了车顶，拽着防暴车的水管。

    他也跟着往前冲。他朝防暴车的侧面乱踹了一会儿，眼看着“一点效果也没有”，又捡起地上一根一米长的木棍，使劲撬防暴车的车门。坚硬的防暴车纹丝不动。他一下子抡起木棍，猛地挥向防暴车的后视镜。

    哐当一下，后视镜被砸坏，玻璃碎了一地。

    在狂热的人群中，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他很快抛开了木棍，又重新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他更没想到，马路上的监控录像已经将这一切拍摄下来。在随后由警方截取并向全市发布的头像中，身穿黄色T恤的他表情有点凶恶。

    如今，他不愿意向记者回忆这些了。“我压力真的很大。”说起砸车的那一幕，他眼睛一下子红了，用手挤按着鼻梁，才极力忍住泪水。他不断强调，自己“一辈子没干过违法的事儿”，当时是“一时冲动”。

    在平日的生活里，这个走南闯北的打工者极少冲动。在哨岗里，他从来没违反过“不能听歌，不能看书，不能玩手机”的规定。“我不想让领导觉得我不行。”他说。

    离家打工的这些年来，这个“安分守己”的男人总感觉“身上的担子很重”。他定期往家里捎钱，有时几百，有时几千，但家里的情况并未明显好转，砖瓦平房里依旧空荡荡的。他的弟弟得了强直性脊髓炎。为了多赚点钱，今年他父亲到郑州工地打工，母亲到深圳一家餐馆当服务员。

    在母亲眼里，他“挺孝顺”。她刚到深圳，儿子就给她买了一双运动鞋，还带着她去了一趟大梅沙和世界之窗。世界之窗的门票太贵，母子俩最终没有进去，只在大门口拍了张照。

    很少人知道，在心底深处，他有时会感慨“活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意义”。“我曾经想过死！然后把我的遗体和器官捐出去！”在QQ上，他情绪激动地对记者说。

    在日常的工作里，这个年轻人很少得到认可。在汽车4S店里，他觉得自己“没出息”，与那些卖车的销售经理相比，“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人”。“一个大老爷们做保安有什么好的？”他甚至愤怒地质问自己。

    做义工的经历成了他最引以为豪的事情。有一次，他在皇岗口岸帮一个来内地的香港人扛行李，对方递给他一张500元的港币，从来没见过这么大面值纸币的他吃了一惊，但很快拒绝了。“我不能要，如果要了，就失去了做义工的意义。”

    这件事情，他对母亲，以及义工组组长都详细说起过。至今，义工站的工作人员还会常常提及这件事，夸奖他。

    但对于未来，他依旧感觉彷徨。他渴望再次成家，QQ签名里写着“一直都在寻找真爱！不知何时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她？”但他常常听同事说，在深圳这个现实的都市里，“追女孩都是要用钱去砸的”。每天站在哨岗里，他也不时看见“四五十岁的男人带着花季少女来”。每月拿着2300元工资的他一直没有勇气找对象。

    走在深圳街头，他似乎无所畏惧。他挥舞着从文具批发市场买来的一面国旗，看着一群年轻人往味千拉面店的玻璃上疯狂地扔瓶子。警察出面制止，现场一片混乱。最终，他与扔瓶子的人被一起带到了派出所。

    录口供时，他没有提及自己曾经砸车。当天晚上回到宿舍里，浑身酸疼，嗓子沙哑的他倒头就睡着了。他当时还不太明白，参加“爱国游行”的自己怎么就被带到了派出所。

    直到在报纸上看到警方刊登自己的头像，通缉“破坏公私财物的嫌疑人”，他才突然意识到，整个城市都知道了自己是个“犯罪分子”。早饭也没吃，他就跑到派出所自首。

    蹲在看守所里，他感觉时间像停滞了一样。每逮着一个人，他都要问一遍“我这种情况多久才能出去，一般怎样判，判多久。”他担心，他的人生从此就将“留下污点”。

    离家打工之前，15岁的他最大理想是去当兵。但由于“家里没有关系”，他最终没有如愿。

    后来，他特意去体验了一次民兵训练。训练的最后，所有民兵一起扛着步枪去练习射击。“那种感觉太好了，雄赳赳，气昂昂的！”在夜色之中，他坐在木椅上向记者回忆起这些，眼神炯炯发亮。在这次训练中，他获得一张“优秀民兵奖状”，这张薄纸，他至今保留在老家的房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