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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1962年9月，我和张广厚到数学所开始研究生学习。当时中国科学院刚刚给熊庆来教授举行了庆祝70岁生日的仪式，熊先生对我们说：“我已年逾古稀，难以对你们有具体帮助，但是老马识途。”
若干年以后，回顾我们成长的历程，深切地感到熊先生的话很正确又很实在。
熊先生让我们研读函数值分布现代理论奠基人奈望利纳的论著《毕卡-波莱尔定力及其推广》，该书虽然只有100多页篇幅，却提纲挈领，使我们很好地掌握了值分布现代理论的核心内容，迅速走向了研究的前沿。
研究生阶段，我们就作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1964年9月，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函数论会议上，权威学者海曼先生收集和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问题。当时我国处于十分封闭的状态，我们并不知道在伦敦举行的会议，更不知道会议上的报告内容与提出的问题，但1964年下半年，我们的一项研究成果却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发表的论文为当时及以后几十年里一些著名的函数论专家不断引用。
——杨乐 著名基础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66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1985年，我考入中科院物理所，师从王天眷先生和张道中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了实验物理研究生涯，在物理所做博士研究的三年多里，我实现了从理论研究到实验研究的跨越，体会到了理论分析结合实验技巧的研究方法的好处，这是我进入物理所的第一大收获。
我的第二个收获是目睹了中科院物理所科技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活力。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而物理所当时的改革，主要是课题组长负责制，将人事权、经费使用权下放到课题组。现在看来，这种改革有点像我国农业领域实行包产到户和联产承包，对提高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科研管理和组织能力方面得到的培养是我在物理所收获的第三个方面。1985年以后，物理所研究生数量开始大幅度增加，在物理所党委的支持下，我和几位研究生同学，组建了物理所第一届研究生会，并被大家推选为首届研究生会的主席。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我的科研管理和组织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在中科院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我现在最希望的是把我从中科院、从物理所学到的知识、成长的经历传授给我的学生，希望能为国家未来培养更多创新型领袖人才。
——张杰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入学之初选课，看看课程表上列出的课程主讲教师，阵容可不是一般的强大，秦大河院士、吴新智院士、陈润生院士、石耀霖院士、席南华院士……单说院士就一大堆，更别说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了。
“别看名单上的名字好看，还不知道是不是院士本人来上课呢。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挂着院士的名开课，等真正上课的时候来的却是院士的学生。”听到有的同学议论，我心里也拿不准，所以抱着试一试的心情选了由陈润生院士主讲的生物信息学。
“我是陈润生，很高兴有这么多同学选修这门课，看到大家让我回想起50年前的今天，我想大家一样坐在这间屋子的这个位置，听我的老师讲课……”
听到陈老师的声音，心里的顾虑终于打消了。原来在中科院，院士真的能上讲台。
在随后的时间里我发现，听陈老师讲课是一种享受。有同学说，陈老师“就像曾经到我脑子里转过一圈儿，我哪儿明白哪儿不明白，他都知道”。而在他的课堂上，同学们也可以畅所欲言，轻松地与他交流，谁有什么不同的观点，陈老师都会鼓励大家继续想下去，甚至为大家指出思考的方向。
我想，正是有一批大师活跃在中科院教学的三尺讲台上，他们打心眼儿里真心关心学生、言传身教，同学们耳濡目染，平等对话，勇于创新，所以中科院人才的培养质量也就有了保障。
——陈印政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2009级硕博连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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