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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在中国科学院读研究生的学生，常常需要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场景。
当国外的研究者来到这里访问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惊叹于这里超乎想象的精良仪器，以及强大的科研能力。可面对身边的普通公众，这名学生却常常会听到令人哭笑不得的追问：“你们是‘211’还是‘985’？”
对大多数公众而言，如果要给中国科学院加一个标签，那应当是中国最顶级的科研机构。这里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最先进的科研设备，也进行着中国大部分最尖端的科研项目。
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事实是，在人们耳熟能详的“211”、“985”等高校评价系统之外，这里也提供着中国最优秀的研究生教育。
从1999年至今，在教育部组织的“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中，中科院研究生院各培养单位共入选181篇，为全国研究生培养机构之首。从2003年到2008年，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单独或参与发表论文147261篇，被SCI收录的有54000多篇。
同时，在2005年国内首个《中国研究生教育评价报告》中，中科院研究生院在全国研究生院中总得分位列第一；在南方一家教育评估机构的另一组排名中，中科院研究生院也连年被评为综合第一、理科第一。
今年7月16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的时候，很多人开始记起20年前，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对集会的同学的一番寄语：“我希望，你们当中能够有人，站在中国的土地上，获得诺贝尔奖！”
中国科学院院长、国科大校长白春礼介绍说，新成立的国科大是一所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科教融合、独具特色的新型高等学校。“国科大秉持‘科教融合、育人为本、协同创新、服务国家’的办学理念，践行‘博学笃志，格物明德’的校训，自觉承担起培育大批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的神圣使命，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贡献。”
谈及创建“国家的科学大学”这一目标时，国科大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邓勇谨慎而又自豪地向记者展示了这所崭新却又资深的大学的优势：超过300名院士组成的万余名导师力量，国内最先进的科研仪器，以及允许学生参与、涵盖各个领域的国家级研究项目……
“我们希望对中国高素质、高层次的人才培养有所作为。”他说。
这里的大师很多，衣着普通，很不显眼，走在路上都认不出来
从“大楼”的意义上来讲，新更名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并没有太多令人称羡的优势。它的校部位于北京长安街西沿线玉泉路上，占地只有不到130亩，里面没有漂亮的玻璃幕墙，没有湖水假山、亭台楼阁，也不需要开通交通车。一些上了年纪的学者、院士，依旧骑着自己破旧的自行车在校园里穿行。
但如果把目光拉远一些，这所学校又宽广得有些超乎寻常。中国科学院拥有超过100家研究院所，遍布中国20多个省、区、市，而其中的每个研究所，都是国科大学子接受教育和实践的课堂。
难怪有人略带夸张地评价：“中国的版图有多大，国科大的校园就有多大。”
不过，当人们把视角转向“大师”的时候，这所学校却足以让人发自内心地赞叹。
在校部，高能物理所的博士生于泽源感受到了最初的震撼。那是几年前，他走在去食堂吃饭的路上，看到一位骑着自行车的老人与自己擦肩而过。直到旁边的学长告诉他，他才发现，那是高能物理所的所长陈和生院士。
在媒体的报道中，这位国内著名的粒子物理学家是一位绝对的“大牛”。他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科学工程项目的负责人，在美国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CI)ISI下属网站highlycited.com的统计中，他是中国大陆论文被引用频次最高的两位学者之一。
可在校园里，他却骑自行车出行，衣着朴素。于泽源的导师向他介绍于泽源后，他还会关心地询问本所新生“生活习不习惯”。
“这里的大师太多了，衣着普通，有时候在路上看到了根本都认不出来。”几年后，回想当时，于泽源依然会忍不住感叹。
过去的几年，这座集合了中国最顶尖科学家的学校,提出的是这样一组数据：目前，国科大共有研究生导师1.12万名，其中博士生导师5100余名，包含340余名院士。
在这里，几乎每个研究所都流传着关于院士的逸事。
位于北京中关村的中科院化学所里，博士生谭甲辉每天在前往实验室的路上，都能看到88岁的朱起鹤院士。这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回国的著名分子动力学家，如今依然坚持每天走进实验室，和学生们一起工作。
这让谭甲辉忍不住心生感慨。在此之前，他在上海一所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学院里也有一位工程院院士。可3年下来，谭甲辉发现，自己和这位事务繁多的院士几乎没什么接触。
如今在国科大的校园里，他却能近距离地看到，头发花白的朱起鹤院士骑着自行车上班，每天的午餐只有两个馒头，再配上一点点菜。事实上，因为朱先生常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衬衣、解放鞋，一些初来乍到的人会把这位著名学者当成“搞卫生的”。
有人开玩笑地说，在国科大，站在走廊里往墙上敲钉子的人、坐在食堂角落里吃饭的人，都有可能是一位泰斗级的院士。
在学校举行的一次活动上，有同学曾在发言中说，在国科大，他亲眼看到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吴文俊院士，居然“穿皮鞋不穿袜子，自己排队买票看电影”。
“原来看他像天上的神，现在发现他也和普通人一样。”这名学生说。他因此而找到了自己的信心：“为什么我将来就不能成为和他一样的科学家呢？”
早知道有这样的机会，留在国内读书就好了
今年春天，于泽源刚刚和同事们一起，发现了“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这一研究成果是如此重大，以至于世界顶尖物理学家和著名物理研究机构都纷纷发来贺电，盛赞这一“极基本、极重要”的成果——在中国近现代物理学发展史上，这都是少有的景象。
甚至，还有媒体迫不及待地评价说，这意味着中国“朝诺贝尔奖迈进了一步”。
可要把这一切和于泽源本人联系起来，却不太容易。这个娃娃脸的男生戴着眼镜，笑容羞涩，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份并不是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而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一名在读的博士研究生。
“普通学校的研究生只能做一些很小的项目，而我们却能在一个领域真正做一些能够推动行业前进的工作。这是很难得的机会。”于泽源说。
事实上，连他一些出国留学的本科同学，也曾经向他表达过后悔的情绪：“早知道有这样的机会，留在国内读书就好了。”
作为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中科院一直被誉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国家队”、“火车头”，而进入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学生，也自然而然加入到很多国家级的重大科研课题项目中来。
这些还带着稚嫩面孔的年轻人，所做的工作却足以令旁人刮目相看：他们每天操作的，是价值昂贵、在其他地方很少见的高精尖端仪器，而他们所参与的，则是中国最前沿的国家级科研工程：自主研发的CPU“龙芯”项目、神舟飞船发射、“嫦娥”绕月探测工程……
一个鲜为人知的数字是，在“龙芯一号”年轻的研发队伍中，超过50%的成员都是国科大的在读研究生。
曾任中科院院长的路甬祥院士说，中国科学院已经很难找到一项没有研究生参与的重要科研活动，也很难找到一项不包含研究生贡献的重要科研成果。
“研究生队伍不仅塑造着中国科学院的未来，也支撑着中国科学院的现在。”路甬祥说。
在这样的过程中，学生的成长显而易见。在国家最大的大科学工程“上海光源”中，一位博士生从读博之初就随着导师全程参与。一开始，国外专家来讲课时，他几乎什么都不懂，只能拼命记笔记，生怕漏掉一句话；可没过两年，再有外国专家前来交流时，他已经能底气十足地和对方自如交流。
到了2009年博士毕业的时候，这位曾经的“菜鸟”已经成长为行业里的“大牛”。毕业没多久，他就作为技术专家被派到国外，指导当地的光源工程建设。
在国科大副校长马石庄看来，实际参与科研项目，是国科大教育模式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按照这里的教学安排，大多数学生只有为期一年的集中课堂学习，剩下的时间，都在实验室里直接参与科研实践。
“我们倡导学生把学习变成实践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走向社会。”他说，“我们的学校不是封闭的象牙塔，也不是风吹雨淋的操场，而是一个加了盖、四面透风的长廊。”
在研究生教育领域，中科院所扮演的角色同样浓墨重彩
当人们回顾新中国科学史的时候，中国科学院在其中的地位很难忽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中国在科学领域的每一步前进，几乎都是由中科院推动的。
这座成立于1949年11月的科研机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被人们寄予厚望，“在科技界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骨”。无论是1964年的原子弹爆炸，还是1970年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些科研工作，都由中科院的科学家们带头完成。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新中国的研究生教育领域，中科院所扮演的角色，同样浓墨重彩。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科学院率先开始招收研究生，是中国最早的研究生教育机构之一。截至“文革”前的1965年，中国科学院在读研究生人数已经达到了934名，占全国研究生总数的20.7%。
在“文革”结束之后，中科院依旧引领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步伐。1978年，这里成立了新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1982年，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举行新中国首次博士论文答辩，通过答辩的马中骐，成为新中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事实上，这一年，新中国第一批的18位理学、工学博士，其中有12位都来自“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该院2001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正是如今国科大的前身。
30年后，这些新中国第一批博士还能回忆起当年课堂上的情景。负责讲授高等数学的曾肯成教授，是一位不修边幅的数学家。有一次在课堂上，他想掏手帕擦汗，结果竟然从裤兜里掏出了一只白色的袜子。
不过，更多人还记得这位学者令人赞叹的才华。据说，当时他讲课全部脱稿完成，言语浅显、幽默，面前摆着的讲稿都是纯粹的“样子货”。有时候，因为教室里刮起了风，他还会干脆一把抓起这些“做样子”的讲稿，全部塞进讲桌的抽屉里。
直到今天，在已经更名为国科大的校园里，这些德高望重的“大师”，依旧是这里最强大的教师力量。超过300名院士直接参与研究生的指导工作，直接走上讲台为研究生讲授基础课和专业课的院士，平均每年有近70人。
甚至，2011年暑假，在短短5个星期的“夏季学期”中，就有1209名来自中科院各培养单位和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授课，其中包括40名两院院士。
在中科院物理所，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是，年过七旬的老院士姜文汉，会帮博士生认认真真地修改论文，甚至连图片引用的错误都不放过。
胡文平还记得自己在中科院化学所读博之初的经历。那是1996年，开学第三天，他去见导师、时任化学所所长朱道本院士。结果，在一个窄小平房改造的办公室里，他看到一位清瘦的老人，站起来热情地迎接他们，甚至还帮他们搬来了两把折叠椅。
“这是院士？”胡文平觉得自己“当场傻了”。当时，他只能呆呆地站在旁边，“不知道该干啥”。
不过，就是这位亲切随和的院士，在接下来的认真讨论中，帮他的博士论文定下了“有机场效应晶体管”的研究方向。
这让胡文平直到今天还心存感激。当时，这位金属材料专业背景的博士生，连什么是晶体管都不太明白；但在十几年后的今天，随着“塑料电子学”等新技术的发展，当年朱道本院士所选定的领域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持续成为国际上非常重要的研究热点，而胡文平也成为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
在留学日本、德国之后，2003年，胡文平经由中科院的“百人计划”项目引进回国，重新回到了中科院化学所。在这里，他的身份是中科院的研究员，同时，他也是国科大的老师，带领着自己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就像当年他的导师带着他一样。
心甘情愿把青春和智慧奉献给祖国事业的人才，这正是国科大的育人根本
从中科院的学生，到国科大的老师，胡文平一直在努力传递一种“中科院文化”。一个最直观的表现是，直到现在，在他的实验室里，这位“老板”都是最早上班、最晚下班的人。甚至有学生在大年初一的下午看到他出现在办公室里。
不过，这位被学生们称赞“勤勉认真”的学者却谦虚地说：“当年，我的导师刘云圻研究员、朱道本院士比我更加勤奋。”
10多年前，胡文平读博时，化学所有4位最受尊敬的老师，被称为“四大拼命三郎”，“每天晚上不加班到11、12点不会下班”。事实上，连整个研究所资历最深、88岁的朱起鹤院士，也是每天早上7点就会准时把自行车停在实验楼楼下。
“好像他一点都不觉得辛苦，而是真心热爱自己研究的科学。”一名学生说。
在胡文平看来，这种代代相传的劲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也是一种感染力” 。直到今天，每天晚上，化学所的实验楼依然会灯火通明到半夜。一位附近高校的院长曾经半开玩笑地说，他教育学生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们晚上10点骑着自行车，来中科院的化学所转一转，“看看人家多认真”。
这样的热情，带来的是高效率的科研进展。
2011年，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博士研究生于泽源有4个月的时间在距离北京2000公里的大亚湾度过。在那里，他们住在一个小镇上，每天除了睡觉、吃饭，几乎16个小时都在持续地工作。每周一天的休息日，大家安排的休闲内容也是同样的两个字：加班。连2012年的春节，他也只在除夕和正月初一两天，在镇上的宿舍里休息了两天。
“没办法，国际上的竞争很激烈，我们的时间很紧。”这个大男生笑着说。
当时，全球共有中国、韩国、法国三个实验基地在进行中微子的探测工作，即使在大亚湾合作组内，中国和美国的研究团队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竞争关系。
而最终，中国团队高强度的工作保证了研究的速度。仅使用了55天的实验数据，中国团队就通过复杂的计算，发现了中微子振荡的新模式。
这一研究成果，被评价为在探索宇宙本源、物质奥秘中新的一步，也为接下来的反物质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许多世界级的著名实验室因此发来贺信，祝贺中国的研究人员在王贻芳研究员的领导下，做出了“非常漂亮的、非常令人振奋的结果”。
而在国际同行的竞争中，这一研究成果的发布，比韩国团队的速度快了一个月，在合作组内，也因为中方分析的速度和精度超过美方，最终发布的结果完全采用了中方结果。
对于于泽源而言，这一意义非凡的研究成果仅仅是一个开始。现在，这个留着小平头的大男生最重要的任务是写好博士论文、顺利毕业，而他的梦想，是毕业后留在高能物理所，继续在大亚湾努力，“也许会有更大的成果”。
而他所在的这所刚刚更名的大学，如今也站在辉煌的起点上，面对着崭新的开始。国科大更名的新闻传出后，很多人希望，这所独具特色的新型大学能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一股新鲜的力量。不过，国科大的校领导早已清醒地认识到：以科研为导向的研究生教育的确促进了知识创新，但也容易产生“多快好省”的工业化人才培养方式；以导师为中心的“导师资助制”很容易把导师变成“老板”，存在重成果不重德行、学生沦为廉价“学术工人”的危险。
国科大的管理者们很清楚，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体制和机制上加以制约”，也需要多学习国内优秀高校的长处，尤其要在提高学生人文素养、思想观念上多下功夫，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中国总说缺人才，说到底，最缺的还是心甘情愿把青春和智慧奉献给祖国事业的人才。这正是我们国科大的育人根本。”不久前接受采访时，邓勇和马石庄都诚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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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这里是我国高能物理研究、先进加速器技术的研究开发、先进射线技术及射线应用的综合性研究基地。其前身是创建于1950年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称物理所、原子能研究所，1973年2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原子能研究所一部的基础上组建而成。历任所长张文裕、叶铭汉、方守贤、郑志鹏、陈和生、王贻芳。
高能所是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为主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所，中长期发展目标是成为国际粒子物理研究中心,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型研究基地。主要学科方向是粒子物理研究、加速器物理及技术研究和射线技术及应用研究。
中科院化学研究所
成立于1956年，是以基础研究为主，有重点地开展国家急需的、有重大战略目标的高新技术创新研究，并与高新技术应用和转化工作相协调发展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所，是具有一定国际影响、我国最重要的化学研究机构之一。
化学研究所的主要学科方向为高分子科学、物理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现有中国科学院院士10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4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54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创新研究群体7个，863创新团队1个。
化学研究所现有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7个中科院重点实验室，1个中科院先进高分子材料创新工程中心，2个所级实验室，1个分析测试中心。
目前，化学研究所承担着一批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973）、高技术项目（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和杰出青年基金项目，中科院创新方向性重大和重点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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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付雁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