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生是伟大死光荣,我们大家学习她。”曾经孩子们跳皮筋时说的童谣已在胡同里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嘀嘀嘀”的汽车喇叭;老大爷们发现门口再也不能杀象棋了,老地方都被停车位牢牢占据;旧邻居的院子变成商户,甚至有家连锁酒店开在了胡同中,不大的院子里挤满了车。
这是一位胡同里老住户的切身感受,他不喜欢被汽车“占领”的胡同。而在9月22日这天,当他领着外孙像往常一样准备外出溜达时,却发现院门口凭空出现一座“公园”。
一张红白格子的野餐布,几块人造草皮,各种形态的绿色植物,甚至还有一只小乌龟,这就是这座微缩公园的全部。几个年轻人取出一根皮筋儿,熟练地跳起来,童谣“马兰开花儿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也再次回响在胡同里。
既然不能地将小汽车挡在胡同外,几个青年规划师便将绿色带进胡同,与汽车“抢位”。他们想找回童年和胡同,找回被停车位蚕食的街巷空间,用停车场变“公园”的方式行得通吗?
公园占领停车位
“小时候,最喜欢的游戏是跳房子,用粉笔在胡同里画好格子,能从白天一直疯玩到晚上,可是长大后却发现,那些让我们快乐的粉笔格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擦不掉的油漆车位。”曾在美国洛杉矶城建局工作的扈茗和谢宇,回国后进入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她们对城市有着同样感受:一夜之间,“汽车人”已经无孔不入。
因职业的关系,她们常在思考如何能让城市空间变得更“友善”,停车问题自然不容忽视。在大洛杉矶地区,她们见识到完全为车而设计的城市,人们为汽车修建大片的停车场,密集的高速路网,“在那里我享受了汽车城市的自由随性,同时也体会到汽车城市的拥堵和寂寞。北京或许还徘徊在对汽车城市的憧憬中,而洛杉矶这样的美国城市却早已开始警觉汽车主导城市所带来的恶果。”谢宇说。
扈茗和谢宇想要为北京做点儿什么。2011年,美国上司的一封邮件给了她们提示:Park(ing)Day(即“公园日”)要到了。这让扈茗和谢宇想到曾经在美国参加过的“公园日”。
2005年,美国旧金山,有人发起“公园日”的活动,而后,它被定在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五。
扈茗和谢宇在2010年的活动宣传页看到一组数据:全美停车场面积总共有4950平方英里,相当于一个康州的面积,洛杉矶市中心一共有107,000个停车位,却只有两个公园 。这也是激发众人租车位,“建”公园的主要原因。
活动中,有人铺上草坪,让孩子、老人、 宠物在上面或坐或卧,办起野餐;有人摆上舒适的座椅沙发,喝着下午茶,读书;甚至有人在车位中摆上烤肉架,拿起理发剪,免费为路人服务;也有人把它当作行为艺术,只搬个板凳一个人坐在车位中……谢宇认为,千奇百怪的创意倒在其次,“活动的参与者都在向越来越多的民众传递一个信息:改变交通方式可以为我们的城市赢得更多的开放空间”。
第一年,全世界只有一个停车位被成功“占领”,而到2011年,35个国家,162座城市共同行动,让975个停车位在同一天变成了一座座袖珍公园,其中,有两个袖珍公园属于中国,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广州。
从“宇宙中心”到胡同
2011年,扈茗和谢宇将第一次活动的地址选在被她们戏称为“宇宙中心”的五道口。高校学生、 IT白领云集于此,她们希望通过这些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人群,帮助扩散自己的理念。
她们的“公园”里有假草皮、盆栽、几本书、一些糖果,以及从收废品的大哥车上抢下的两个将要被扔掉的发廊座椅。扈茗和谢宇还买来卡纸制作风车发给来围观的小朋友,并向路人介绍活动内容。不少人都饶有兴趣,但最多的是路过的大妈上前问:“你们这花多少钱一盆?”
今年,两个女孩决定将公园搬进停车位异常紧张的胡同里。
双向行驶的胡同因为有车贴墙停着,而只能容一辆车通过,有的居民为不让车主将车停在自己门口,便找来旧自行车固定在门前占道,在胡同里,居民也只能贴边走,与马路别无二样。
扈茗担心胡同里的居民不欢迎她们的活动,结果却出乎意料。
菊儿胡同西口是南锣鼓巷,尽管距离近得很,菊儿胡同却安静许多,但行人也不少。扈茗、谢宇和几个朋友手里拿着一摞书签,上面印着活动的介绍和图标。发书签时定的标准是:凡是回头看两秒钟以上的,都是对活动感兴趣的人。只要有人表现出好奇,大家就上去耐心介绍活动内容,并听取大家的意见。
郭季平是胡同里的住户,他非常支持这群年轻人的举动:“机动车占道确实严重,会车时,能堵十分八分钟,有时推着孩子的小车都过不去。”他还记得,1950年代末期,他和同伴们一起坐在马路上数汽车,两三分钟才通过一辆,可现在胡同成了停车场。
有支持的声音自然也有人反对。当得知这几个年轻人已经工作了,一位50岁上下的中年人便“批评”起她们:“你们都工作了怎么还这么幼稚?这种活动是没有用的,解决不了问题。”
也有些车主无奈地表示:自己也不想停在胡同里,实在是附近找不到停车位,停在路边又会被贴条。
事实上,扈茗和谢宇也明白这样的活动作用不大,并在理性思考这个问题。
“在北京,道路交通用地占城市用地的比重其实还是挺小的,像北京机动车保有量与合法车位不成正比,并不是每辆车都能找到车位停,也就有了胡同停车的现象,还有一些老旧小区,车主直接把汽车停在绿化带中,这些问题其实都非常严重。”扈茗解释说,我们需要为每一辆车寻找合适的停车空间,而不是简单粗暴地说:你不能在这儿停车。
别把自己囚禁在车中
汽车增多、游客增多,商铺增多,胡同里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出门常遇到问路的游客。仅在记者与郭季平聊天的几分钟里,就有两位游客来问路,一位要找胡同里的酒店,另一个想找四合院餐厅。郭季平无奈地说:“他们都在找酒店、饭馆,却不知道他们刚才经过的是荣禄(清朝直隶总督大学士)的府邸、曾经阿富汗大使馆还有吴良镛(城市规划及建筑学家)设计的胡同住宅。”
这种人们对城市的“冷漠”,广州“公园日”的发起者陈嘉俊感同身受:“我们长期生活在车里,就和城市失去了关联。”
在广州的“公园日”,陈嘉俊和朋友租用了几个停车位。他们把小汽车与自行车占用面积进行对比,又请来专业自行车手教市民正确的骑行方式,还请来乐队演奏,吸引得旁边酒楼的清洁阿姨都过来瞧热闹。
陈嘉俊希望大家在减少驾车出行的同时,能找到一种可持续的出行方式,别把自己囚禁在车中。“我们每天挤在车厢中是很压抑的,可以尝试走路或骑车,这样,我们会感受到与这座城市的关联。”陈嘉俊自己就没有汽车。
当然,骑车出行也有不便之处,民众向陈嘉俊反映:空气不好,而且自行车停在路边,没有保管站很不安全,原来很多自行车停车位,都变成机动车停车位。面对这些问题,陈嘉俊整理出一套完整的建议书,并进行后续的探讨。
与提倡绿色出行不同,扈茗表示,她们希望能做些切实的调查,比如胡同里有多少是住户的车辆,有多少是社会车辆,是否能在周边建起停车场?这些调查将帮助她们这些年轻的城市规划师更好地了解这座城市。此外,她们也希望通过停车场变“公园”的活动让政府,或者是城市管理者、决策者,更多地注意到这个问题。
扈茗一再强调:这个活动不是简单地提倡大家不开车。
有趣的是,为了占住车位,确保活动能有场地,扈茗特意提前一天将自己的车停在菊儿胡同里,这是居委会大妈给她支的招,若不如此,很可能胡同被汽车占满,停车场变“公园”的活动也将无立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