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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九九重阳节，也是我国的老人节。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近两亿，约占总人口的14%，我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已成为社会问题。关注这些居住在养老院里的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十月的北京城秋高气爽，阳光照进和平门银轩老年中心的四合院内，风儿柔柔地吹拂在99岁的邓莲芳老人脸上。她吃过早饭，缓步来到院中，一边伸展着胳膊一边晒着太阳。此前，老人独自生活，身体健康，可以自理。老人的女儿们也六七十岁了，况且身体并不好，只能定期去看望。女儿们终究还是放心不下，老人又不愿找保姆，就自愿来到了这个“家”。
能住进北京城里的养老院，邓莲芳是幸运的。据北京市民政局福利处的数据，北京目前运营的养老服务机构为406所，养老床位有7.1万张，以去年底全市户籍老年人口247.9万计算，平均每百名老人实际拥有的养老机构床位还不到3张。
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近两亿，约占总人口的14%，我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已成为社会问题。
邓莲芳老人出生在苏北农村一户贫穷的家庭。丈夫早年参加革命，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她在后方送军粮、军鞋。日伪军一次差点儿活埋她，她愣是靠一双小脚死里逃生。后来，她又随军和丈夫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邓莲芳老人每提到老伴儿，都一脸愧疚，她动情地说：“苦都让他吃了，福都让我享了！”
“别给孩子添麻烦”，是养老院里不少老人的普遍想法。为了不给上班的子女增添过重的负担，一些老年人选择了到老年公寓安度晚年。82岁的刘慧贤老人，老伴几年前就去世了。她原本跟子女一起居住生活，但随着年岁增长，生活开始不便。为了不影响上班的孩子们，老人求儿子给她找家养老院。
74岁的李大爷，也有同样的想法。老伴儿去世后，他自己生活了七八年，孩子们要给他找个保姆，他不同意。前年，他把自己的三居室租出去，选择到北京东城社区老年公寓安度晚年。
但与李大爷同住一个小区的不少老人还是信守“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作为子女的黄女士说：在中国，如果是儿孙满堂，谁愿意到养老院？如果孤寡老人，估计也去不起养老院。这是花钱可不讨巧的地方，说不定还会受委屈。
由于护工的短缺，对于不少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来讲，他们的生活尤为尴尬。一部名为《敬老院》的纪录片就曾经讲述了一位老人遇到的困境：她“因为瘫痪，生活不能自理，被养女送到了敬老院，夜里自己不能解手，喊护工，喊不来，只好尿床，所以常听到她在哭。”
北京的王女士4年前住进了一所毗邻大医院的民办养老院，希望减轻子女的负担。然而经过几轮涨价，每月6000多元的总费用让她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养老方式。“现在的养老金赶不上多数养老院的标价啊。”她感慨。据了解，公办养老院接收自费老人收费标准普遍每月1000元到2000元，民办养老院每月至少要三四千元。而城镇月均退休金为1527元，农村月均养老金74元。
与民办养老机构相比，公办养老机构的收费相对低一些，而且能提供相对较好的服务，但是却面临一床难求的局面，许多老人要一直排队等候入院。最近有消息称：北京一个公办的养老院“一个床位千人等”，进来需要批条子。在网上，有网友把该消息和另一条消息放在了一起：公办幼儿园稀缺，天价民办园频现。长沙、南京出现年学费10万元的民办幼儿园。有人在附后的评论中写到：“老年人没有路子，不能进养老院；孩子，没有钱入不了幼儿园。”人们感慨：再过几十年，如今到处托人找关系送孩子上学入托的父母们，会又面临着被孩子们托人找关系送进养老院的情景。
在哪里养老，如何选择养老方式，这些不仅是观念问题，恐怕也是社会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突出导致的选择难题。据预测，到2015年，北京市养老床位将达到12万张，每百名老人拥有床位为3.8张，依然与发达国家5-7张有明显差距，也与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有较大的差距。
而目前的养老机构也存在着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以北京为例，郊区“床位闲置”，城区“一床难求”现象比较突出。对此，北京市民政局正联合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筹建“北京老龄网”，动态发布养老机构的名称、地址、床位数、空床数、能否收住失能半失能老人等信息，以引导市民合理为老人选择适宜的养老机构。
摄影 潘松刚 写文 本报记者 陈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