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在300路公交车上

    1993年，我初三。面对惨不忍睹的理化成绩，我主动向父母提出找个家教。

    那时，家教还没流程化，正规、专业的公司几乎没有。我曾在科教书店门口见过一位手长腿长的男生坐在台阶上看书，他的面前竖着一张纸牌，写着两个大字“家教”。

    这种菜场买菜式的交易方式，我的父母是接受不了的。一日晚饭后，全家开会，爸爸、妈妈把能想到的人都想了一遍，最终圈定爸爸隔壁办公室的大学生小夏。

    隔几日是周末，小夏来我家。她个子不高，眼睛很大，双眼皮极深，我喊她夏姐姐。此后，每周一三五的晚七点，我和夏姐姐准时见面。

    两个小时的学习，通常四十分钟就把问题解决了，剩下的时间她陪我做作业。日子久了，我的秘密被她发现——小说都藏在沙发与地板的空档里，有时，我做题，她便熟门熟路抽出来看。

    每个月底，夏姐姐的家教费60元装在一只信封里，由我交给她。信封右下角标注着的“国营××厂”，现在已经不存在。后来，妈妈总说小夏有远见——我初中毕业，她考上研究生，离开这个数千人的大厂。曾有人对妈妈说，小夏有点“神经病”，“她走路时，嘴里总叽叽咕咕！”“呵，我是在背单词。”最后一次，她接受我的采访道。

    夏姐姐没走远，就在中国科技大，两年后的一天，我隔着公交车的车窗看见她，她正顶着一个斗笠状的遮阳帽边走边叽咕，“还在背单词吗？”我真想下车去问问。

    这时，我已经有了新的家教，叫薛澎。是爸爸致电安徽大学学生会问有无家教服务，恰好他接电话，“叔叔，我能不能试试？”

    薛澎是他所在乡的第一个大学生，言谈间颇有些寒窗苦读、出人头地的艰辛和成就感，他的面颊有两块红，跟我说起一个室友每顿都要剩饭时，表现得很愤慨。

    一段时间后，楼下的李阿姨托妈妈问薛澎是否愿意再兼一份家教。于是，他放学后骑着自行车，一三五来我家，二四六到李家。一次，我想调节课周日上，薛澎显得很为难：我还有一份家教在城东，实在赶不过来了。

    那天，他走后，爸爸、妈妈算了笔账，一个月的家教收入近400元，“看来自打考出来，就没让家里负担过。”

    上大学后，在菜市场“卖”自己，就发生在我的身边。一些同学出去找家教，回来说，就举着牌子站在萝卜白菜旁边，对面宿舍蔡同学生怕我不信，加上一句，“真的！那儿，人最多！”蔡同学大三时有了男朋友，据说，每次家教完，那男孩总来接她，她被打动了。

    “他怎么知道你在哪里带家教？”我疑惑。

    “这份家教，就是他让给我的！”蔡同学做娇羞状。

    大学毕业后，读师范的我们回到各自的城市做教师，同学聚会总有人抱怨，看人家主课老师多会创收，假期客厅里摆几套桌椅，就是一个家教班！

    他们没想到，短暂的教师经历，在我来北京读研后，派上了用场。

    我在学校附近的家教公司登记，很快成了“五星级家教”。服从公司安排，我谎称自己曾是中学语文老师、外语老师，绝口不提专业是历史。

    草桥、三元桥、劲松、方庄……300路、14路、1号线、2号线……辗转在家教途中，我完成了对北京最初的认识。

    《唐山大地震》中，方登对着家教学生上英语课，女儿就在这户人家的客厅玩耍，这一幕，让我很快从剧中拔出——还能带着孩子做家教？ 

    我想起我的最后一份家教，他家的格局与电影中的人家很像。这份家教结束于七年前的春天，学生是一位越南少年，我教他中文。第一次见面，他只会说三个中国字，“小美眉”，最后一次见面，他唱了一首邓丽君的歌。

    屏幕上，方登抱着女儿坐在夜归的公交车上，窗外的灯火连成一条流动的线。

    很多年前，夏姐姐叽叽咕咕的样子，薛澎在我家楼下弯腰锁车时的样子，蔡同学家教完脸总是红扑扑的样子，还有挤在北京300路公交车上，那些与求学、与生存有关的往事，就这么夜深忽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