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韩德强打人事件已过去一个多月。但整个事件中的关键词——即近年经常出现在公共舆论领域的“汉奸”——继续满天飞。值得注意的是，除韩本人外，他的支持者、批评者，都有人把“汉奸”帽子抛向对方。不久前，一个文学奖也引得韩德强甩出“汉奸”的帽子。
和平时期，滥用“汉奸”一词折射长期非正常政治生态对语言的恶劣影响。
按《辞海》解释，汉奸“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或引诱外国入侵中国，出卖祖国利益的人”；《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较为简略：“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泛指投靠侵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类”。
这两种权威解释都内含了“汉奸”一词指代对象的变迁——从汉族败类到中华民族败类。指代对象的变迁使“汉奸”词义变得含混。不过，在抗日战争的特定背景下，全社会对“汉奸”所指有共同认知。
按照成王败寇思维或根据政治斗争的不同需要，同样的称谓，随时可施与不同对象。滥用，几乎是必然的。1949之后直到文革结束近30年间，基本上是和平时期将政治运动常态化时期，也是在国民中不断划分敌我的时期，每次运动都有一批国民被打入敌对分子队伍。这个过程中，社会的一切领域都打上了政治标签。泛政治化社会环境下，语言也高度政治化，“叛徒”、“反革命分子”、“内奸”的帽子满天飞。
文革后，人们痛定思痛反思文革、反思历来的政治运动，社会泛政治化对人们思维特性、语言习惯的不良影响也引起思想界的注意和批判性审视。但是，泛政治化却以种种方式，改头换面继续存在。有这样的条件和土壤，沉寂许久的“汉奸”一词重出江湖，也就不足为怪。在一帮人的渲染下，和平时期的中国，竟然到处是“汉奸”。
撇开“汉奸”一词的含混性，它所指的是背叛国家、出卖国家利益的人——犯卖国或“叛国”罪的人。跟与敌国交战时期或者被敌国占领时期不同，和平时期犯这种罪的，一般说来是掌握公共资源、特别是掌握国家权力资源的人。百度百科在给出“汉奸”引申义时，列出了以下行径：出卖国家疆土、资源，卖空国家利益，给当代人民、后代子孙造成损害。
就是说，在和平时期，为一己或小集团私利割让领土、签订有损国家利益的协定（还应该包括向别国出卖情报）之类的行径，跟战时状态下的“汉奸”行为在性质上相通。但和平时期的这类行径非普通人能为。不掌握或依托权力资源的人、不握有国家经济、政治、军事情报的人，即使心存邪念，意图为祸国家和人民，也不具备实施条件。而出卖国家、人民利益，是很严重的罪行，是要进入法律程序按律惩处的。这首先得由专门机构侦办后再移交司法机关，由司法机关依据事实来认定。除此之外，任何人、任何机构都无权作这种认定。
所以，无论“汉奸”这个词是继续沿用，还是用准确的法律术语来取代，使用都要极其慎重。一个社会，如果有人可以听凭自己好恶对自己不喜欢的言论随意冠之以“汉奸言论”，对自己不喜欢的人随意扣“汉奸”帽子，还以此为由大打出手且不受惩罚，折射的是这个社会在道德、法律方面的严重缺失。
其间，起作用的是社会生活政治运动化时期盛行的逻辑：只要把欲攻击的对象进行政治污名化并为权势所默许，便取得不受法律和道德约束而对别人采取任何手段的权力。反过来，什么人一旦被打上“敌对”的政治标签，正常社会中每个公民可依恃的法律、公序良俗的保护就失效了。
韩德强打人事件反映的正是这种状况。他出手打臧否前领导人的八旬老者，次日发文振振有词声称打的是汉奸，扬言“今后如果在游行队伍中遇到这样的汉奸，该出手时我还会出手”。他以对被打者的污名化将自己的侵犯行径道义化，其行为和辩解表明：支撑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政治常识、公民批评和臧否国家领导人的权利、规范公民之间关系的道德、法律准则……统统被他踏在脚下。
事件引起公愤。很多人仗义执言，指出韩德强打人违法，其言行也表明他不适合在大学任教，要求相关部门和学校作出处理……这样的反应证明我们这个社会底线犹存。令人遗憾的是，泛政治化时代的不良影响，也出现在对事件的正当反应中。一些公开谴责把韩德强给别人扣的“汉奸”帽子再扣回给他，连署信则用网络上带侮辱性的称谓，指代有副教授头衔的韩德强。不得体的表达对作者及参与联署的人无异于自贬。而且，本来在讲道理，但扣帽性质或侮辱性称谓一用，就适得其反，多少有点沦为相互攻讦的口水战。这个令人难过的现象提醒人们：数十年泛政治化背景下形成的劣质语言，对人心智的影响不可小觑。长期浸润其中，如果缺乏警觉，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就落入这种语言及其思维方式的陷阱。
肖雪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