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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96年，农历乙亥岁末，终于有人把我从小霸王游戏机的“赤色要塞”上“救”下来，那个人名叫诸葛亮。
这位先生是乘着一部“五卷本三国演义连环画”来的。在第三卷的封面上，印有国画《三顾茅庐》。成长在一个长幼尊卑秩序严明的中国家庭，我忍不住提出了前10载人生中最为犀利的问题，“为啥这屋里一个年轻人躺着，三个大胡子老头儿站着？”
“因为那个年轻人有知识。”我爸化繁为简道。
从那以后，每天中午放学，我放下饭碗就倒在床上读这套连环画。10岁的我简直还没一块纸板厚，瘦弱得连一卷精装硬皮书也举不起，只能先左侧读，等胳膊压麻了，再把书搬向右侧。
三国猛将无数，而我独爱诸葛亮。当我读到他单凭一张嘴就能舌战群儒时，禁不住看了看自己牙签儿一样的小腿。此前，我从来都是看见男生们掐架跑得最快的人。当武夫是没戏了，这我知道。可我也琢磨着，院儿里最强壮的小宝有拳头，关羽有青龙偃月刀，而我或许能学着诸葛亮，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武器”。
打造这“武器”用不着火烧水淬，一头扎进书架就行。从那时起，我几乎彻底告别了采蘑菇马里奥兄弟和会中国功夫的乌龟们（均为游戏人物），书成了我的新伙伴，我坐着读、躺着读、走着也读，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有知识，哪怕我瘦弱，都能获得别人的敬畏。
“兵器”出库的那天很快来临。当班上最高最胖的男生试图扒掉另一位男生的裤子时，我脑中积攒的那些字儿啊词儿啊忽然聚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这力量把我从座位里轰起来，我伸手一指，断喝一声：“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接着，我用排比句历数“恃强凌弱”的三重错误性。
连同我自己在内，教室里所有的同学都震惊了。“暴行”得以遏止，“正义”得以伸张。那一刻，我只想起了诸葛亮。我们有着几乎一模一样的消瘦脸颊和头头是道。
而“余震”则一直持续到学期末，在评语中，班主任给我加上了一条“有正义感”。其实那根本无关正义感，回想起来，我只是为了体验一把不用肌肉也能战胜别人的感觉。
为了继续用语言达到“炮轰对手”的目的，我必须读更多的书，拥有更多的“弹药”。
直到高一时，我读到了《三国志》。合上书页，我心中的“神人”诸葛亮坠落凡间。“於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於将略。”陈寿笔下的偶像并非没有缺点，而是个正常人。我甚至有点儿懊丧，觉得被小说家骗了。
更令我失望的是，“舌战群儒”这激励我“勇敢站起来”的桥段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那句曾让我得以秒杀小伙伴的“公等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也不存在。
真实的历史到底是什么？还有哪位作者曾经“骗”过我？
这答案一找就是近20年。那时，我会偷偷把老师解释不清的问题讲给同学，如今，我能发现某种经济理论体系（或经济模型）的局限。或许正是那场由诸葛亮形象二致产生的怀疑，将我带上这条学术研究之路。
当然，读书也并没有让我受到多少欢迎——女生们更喜欢高大英俊的体育课代表和手握实权的班干部。看着别的男生把铅球丢到我两倍的距离，我会翻翻脑袋里的书架，再编织出一套“各有所长”的理论。这多多少少有点儿“阿Q”精神，毕竟，我偶尔也会感到孤独。
可读书注定是一个人的道路。读研时我去了澳大利亚的一个偏僻小镇，呆在一个走5公里看不到人影的地方。我感到孤独、迷茫。
当我问自己“为什么要来这个只有鸟拉屎的地方继续读书？”时，凡人诸葛亮再一次帮了我。“无淡泊无以明志，无宁静无以致远。”我抱着他的名言再次审视周围的环境，很好，很安静，很适合读书。他“躬耕于南阳”，可以用下地干活来磨练意志。我所面对的所谓“孤苦”，其实也不算什么。
如今我对这位先生早已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他家境好、政治资源优厚，却为了更远大的理想，甘心等着也许永远不会到来的伯乐。我不会等，但我学会了像他那样，眼光放长远。当周围很多留学生忙着泡吧、泡妞时，我和几个有共同志向的男青年聚在一起，讨论“世界各国真实汇率的折算模式”以及“消除面板数据异方差的N种方法”这种到目前为止类似于回字的四种写法的知识。
每当遇到迷茫的朋友，我总拿诸葛亮的故事开导他们。他试图凭一己之力，逆历史潮流而动，这是一件根本无法实现的事。而在我看来，理想不是用来实现的，而是用来追求的。
直到诸葛亮逝去50年后，有前汉军队进入蜀地，问及老百姓，他们还深深怀念着他。比起做事，他更是在做人。
不过，我根本不想成为这位先生的“复刻版”。娶媳妇我还是想娶个漂亮的，即使他的媳妇再有才干。我也不会学他通宵达旦、事无巨细地工作，在我看来，把自己分内的事做好就是对别人的尊重。
我更不想再做回那个手无缚鸡之力只会还嘴的文弱书生了。我学会在篮球场上冲锋，健身房里流汗，毕竟，我后来长成了1.8米多的大高个，这和偶像又“默契”了。
不过，27岁时的诸葛亮已经是军师将军，而如今27岁的我还是个博士在读的普通青年。但这并不妨碍我相信，我和他，隔着近2000年的时空，也能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人生煮一壶酒。
孙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