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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换做是苏丹生病了，你会捐肝吗？”
“当然会。”
11月2日，做完手术不过一天半，重症监护室里的田新丙回答得没一丝迟疑。住在同一病房里的妻子苏丹，斜侧着身子，睡得正熟。
田新丙来自河南驻马店，一天半之前，他刚接受了妻子捐出的590克肝脏。而仅在几个月前，他们刚刚离婚。今年8月，离婚两个月后的田新丙发现自己得了严重肝病，“前妻”苏丹却与其复婚，并为丈夫带来生的希望。
根据《卫生部关于规范活体器官移植的若干规定》的要求，活体器官捐献人与接受人仅限于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养父母和养子女之间、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苏丹毫不犹豫地选择通过复婚，为丈夫捐肝。在面对复婚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时，苏丹哭着说，要复婚是因为“我爱他”。
田新丙有6个兄弟姐妹，他们知道这件事后，都要给田新丙捐肝。但苏丹全拒绝了，她说，“所有的风险让我一个人承担就够了”。她的考虑是，田新丙的兄弟姐妹都在农村，需要靠体力生活，而且孩子又多，捐肝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了。
“苏丹在这件事情上就是一口咬定，不肯让步。”田新丙的大姐看到苏丹现在的状态后眼睛湿润了，不时拿袖口擦眼睛，“现在更关注苏丹的身体状况，我们都把她当妹妹看，我父母每次看到她也可亲了。”
39岁的田新丙和32岁的苏丹已经相伴10年。原本，这对夫妻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创业，创办了一家小型软件信息研发公司，田新丙在公司负责软件的开发维护，妻子苏丹则负责市场销售。今年6月，他们因公司发展思路产生分歧而离婚。但两个月后，突如其来的病魔，又让他们两人重新相守。
做完手术后，为苏丹做肝移植手术的杜国胜医生查房时，看到苏丹仍有些倦怠，便说：“你看你老公恢复的多好。”苏丹笑着说：“他好就行。”
每天早晨，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石炳毅到医院后第一件事就是换上拖鞋去田新丙和苏丹的房间里查房。“他们感动了我们所有人。当时伦理委员会审查的时候，我一直持积极态度。”11月2日，石炳毅查完房后告诉记者，“田新丙恢复得很好，刚才我进去，他还主动起身跟我握手。”
田新丙一开始坚决不同意苏丹捐肝，在回老家看望岳父岳母时，他对苏丹的母亲说，“您跟爸身体都不好，我们的女儿也还小，只有苏丹一个好身体的人，我不能拖累她。”苏丹是独生女，但是她母亲已经把田新丙当做了自己的儿子，“我们都支持苏丹的决定”。
田新丙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在苏丹母亲的眼里，他是个耿直、孝顺的人，“苏丹爸爸生病的时候，需要补充营养。那时正是冬天，新丙去买了很贵的西瓜，自己偷偷撕了上面的价签，把西瓜放在暖气上温了给苏丹爸爸吃，什么话也没说”。
“新丙生病的时候，我问女儿符不符合给他捐肝的条件，她说只有一点不符合，就是没有复婚。”这时，苏丹的母亲才知道他们已经离婚了。
今年夏天，田新丙夫妇回老家办理复婚手续时，正赶上暑运高峰，他们只买到了站票。拥挤的车厢里，苏丹想方设法让别的乘客腾出了一小块地儿给田新丙坐。当她低头看着田新丙蜡黄的脸时，“心都碎了”。
“他们两个是踏踏实实过日子，其实爱情就是要踏踏实实才能长久。”苏丹的堂姐说，“都不是冲动的人，离婚可能是话赶话就说出口了。”
苏丹用一种渴望的姿态迎接了这次手术，没有复杂的心理斗争。她说：“我没有一个下决心的过程，我是铁了心要这么做。”而术前的田新丙也从最初的抗拒、动摇、坚定，到一种坦然状态。
杜国胜为苏丹做了7个小时的肝移植手术。他说，移植手术的关键就在于供者，“手术刀是几毫米几毫米地走，一定要保证安全”。在苏丹的手术结束后，又经过了1个小时的修肝和灌洗等准备工作，才开始受者移植手术。为了保证手术顺利进行，这两个手术台用了整整一天。
石炳毅说，苏丹捐献了自己五分之二的肝，这并不影响肝功能的发挥。术后半年，苏丹和田新丙的肝都能长出来。对苏丹来说，捐肝的主要危险在手术过程中。因为这次手术非常成功，对她身体的影响不会太大。
手术前，苏丹和田新丙共经历了两轮伦理委员会的审查。
在第一次伦理委员会评审未通过后，苏丹并没有放弃，她给卫生局、医院领导写信，表达了强烈捐肝意愿，请求再次进行评审。第二次伦理委员会进行了更详细的调查。“他们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夫妻之间的感情是什么情况，医生护士都有目共睹。”
第一轮审查没有全票通过，虽然已经复婚，但有一种考虑是，田新丙家里有很多兄弟姐妹，而苏丹是独生女，并且她的父亲之前做过肿瘤切除手术，身体不好。如果出现问题，苏丹的家庭将受到巨大打击。
第二轮审查，苏丹准备得更充分，她跟田新丙的爱情感动了所有人，全票通过。
有些人会问，披露这件事是不是为了换取社会的同情和经济资助？苏丹的母亲说：“目前我们还能支付得起住院费用，下一步如果我们支付不起了，还有亲朋好友的帮助。我们并不想要社会的经济资助，只想女儿女婿快快好起来。”
本报北京11月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