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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为庆祝原中南矿冶学院（后更名为中南工业大学）的60周年华诞，老校友被邀访问学校时合影。
本报记者 叶铁桥摄
10月30日，中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以下简称“信息工程学院”）院楼208会议室内，学院党委书记王一军和院长吴敏就本院教师职称评审在条件设置上产生了观点碰撞，王一军主张“宜宽”，吴敏认为“宜严”。
王一军认为：“以后评职称，按学校条件办就可以了。”中南大学进行改革后，学校层面对评副高以上职称的要求只有两点：主持至少一项国家级课题和每年至少给本科生上一门课。而吴敏有不同看法：“学校下的指标只有那么多，还是应该设置一些限制性条件，以保证评选的有序性和质量。”
事实上，在中南大学实施改革新政后，学校把权力下放给二级学院，在分配方式、人才引进、职称评审等方面，几乎完全由二级学院自己做主。在各个学院，具体细则仍时时引发观点碰撞，这些仍在讨论中的细则，将在2013年付诸实施。
2012年2月底，来中南大学才4个月的新校长张尧学，在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上推出一揽子改革计划，包括人事、本科教育、研究生培养、科技体制等六大方面。这些改革方案的推出，如同巨石入水，激荡着这所学生人数排全国第五位的重量级大学。改革领域之多、力度之大，以致该校副教授陈儒军在博客上惊呼：“这恐怕将是中国高等教育上率先实施的最激进改革。”
2003年，北京大学系统改革引发了全社会强烈关注。然而，面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沉疴痼疾，近年来，高校改革的步伐却显得有些蹒跚和迟滞。正因为如此，中南大学的这次改革备受关注。
目前正值张尧学履新一年，10月底到11月初，中国青年报记者前往中南大学采访，亲身体会这场改革在中南大学引发的变化与反响。
讲师不准上讲台，教授必须上课
中南大学的这次改革，最打眼的莫过于讲师不准上讲台了。陈儒军甚至把这一点直接写进了博客标题，发在了科学网上。进而，这个国内科研人员聚集较多的网站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对于新进的副教授以下职称的青年教师，中南大学在改革文件中这样规定：科研工作为主，晋升副教授后，再进入教师岗位。说得通俗一些，就是副教授以下的新进教师先做科研，评上副教授以后再上讲台。
今年从中国科技大学博士毕业，9月刚获聘入校的信息工程学院教师刘望说，据他了解，学校的政策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今年新进的年轻教师原则上要求不上课，只做科研，他就是如此，“有些条件好的院系，将这一举措拓宽到了前几年进的博士也不用上课了，先做科研。”
这一新政在校内外引发了广泛争论，比较集中的反对声音是，教学经验需要积累，年轻教师需要在与学生的互动中“教学相长”，不上讲台不利于青年教师的成长。
在今年4月的中南大学改革发展研讨会上，张尧学这样解释不让青年教师上讲台的出发点：让他们集中精力把自己的科研地位和科研能力提上来，“青年教师既要搞科研又要讲课，时间上不够，要让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专心致志地把科研做好。”
刘望支持这一举措：“对我们来说，上课太着急了，如果单靠理解书本知识再传授给学生，效果肯定不佳。另外，我找工作前也进行过一些了解，我有师兄在大学任教，他们不但要花大量时间备课，还得为评职称努力做科研，两边兼顾，累得不行，也都难做好。不让青年教师上讲台，我认为这是对我们的保护。”
陈儒军也认为：“博士毕业后是做科研的黄金时期，这个时候安心做科研有一定道理。”他发在科学网的博文后面有300多条评论，对这一举措支持的人很多，有评论直呼“改得好”，认为“一能够提高教学水平，二能够使年轻人快速成长”。
讲师不上讲台，也带来了两个问题：他们不上谁上？他们不教怎么考核？
谁上讲台，正是这次改革所关注的核心问题。2001年在教育部任职时就一手推动教授上讲台的张尧学在10年后展现出了他的执着，在中南大学的这次改革中，为了保证教授上讲台，校方用了近乎铁腕的手段。
改革文件中要求，要把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作为基本制度，要求教授每学年至少主讲一门本科生课程。为确保这一改革举措的顺利实施，铁腕手段包括：教师评职称时，有没有给本科生上课是硬指标，具有一票否决的威力；连续两年不为本科生上课的，学院不得再聘其任教授、副教授。
为防止“教授开课、博士授课”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猫儿腻，改革文件还明确要求，不得任意调整授课教师，并表示将通过组织人员查课、学生反馈等形式予以监督。
文学院院长欧阳友权说，为了让教授上讲台，学校甚至将惩处范围扩大到了以学院为单位，“如果发现学院有一个教授不上讲台，学校将扣发该院全部岗位津贴的1%，两个则是2%，依此类推”。
吴敏说，让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他非常支持，“我们很多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都跑项目跑钱去了，这样就使得我们的工作中心偏移了，大学还是应该以人才培养为中心”。
学校老牌院系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院长鲁安怀也认为，作为一所大学，首先要把本科教学办好，“如果大家心思不在课堂上，或者根本不上课堂，这样办不好一所大学。”
教授副教授必须上讲台，讲师则被要求离开讲台，对他们怎么考核？“非升即转，非升即走”，面对这一问题，接受采访的好几位教师都脱口而出这8个字。
对于青年教师，中南大学实施“2+6”培养计划，两年的博士后培养，再加上6年的青年教师阶段培养。8年期满，青年教师如果未能获得副高级职称，要么校内转岗，转为实验室、教辅或管理岗位人员，要么调离学校，这就是“非升即转”和“非升即走”。
在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记者随机走进了一间办公室，里面有四五名青年教师，一名年轻老师说，他认为这一政策还是显得有些“残酷”。
刘望却不认为残酷，他说，在求职时，他发现国内重点大学也有类似规定，比如西安一所重点大学也规定四年内升不上副教授就得走人，即使升上了副教授，也是三年一聘期，两个聘期未能升上教授，还是得走人。南京一所高校则规定5年内未能升到副教授就得走人。“我比较了一下，中南的年限是最长的，这也有利于我们做一些长线研究，避免急功近利。”
不上讲台的同时，中南还大幅提高了新进博士的待遇，刘望说，去年学校给博士的科研启动费是5万元，今年提高到了20万元，此外还有10万元的安家费。“对我们来说，有经费，有活儿干，不用上课，还没人管你，已经很幸福了。”
不过，鲁安怀对被淘汰者充满忧虑：非升即走，走到哪里去？别的学校认为你是被淘汰的，会收你吗？出路很受限制。而且，副教授名额只有那么多，如果人家水平够了，却因为名额所限没上，怎么办？“这条执行起来可能会有难度”。
放权是核心改革目标
10月31日下午，记者在文学院旁听了该院全体教师大会。欧阳友权在会上宣读了文学院制定的各项改革方案，并且一再强调要教师们回家后“字斟句酌地看”，“因为这关系到所有人的利益”。
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左高山说，这段时间，全校所有院系都在开会讨论改革方案，由于下一年度就要付诸实施，时间很紧迫，“对学院而言，权力下放以后肩负的责任很大，必须高度重视，如果做不好，可能就要挨学校的板子，况且这场改革涉及每个人的利益，不能不慎重”。
在中南大学的改革中，放权是核心改革目标。比如在关乎教职工切身利益的岗位设置与聘任、高级职称评审、博士生导师招生资格认定、研究生招生录取等方面，二级学院获得自主权。
“评职称看论文数量还不是最让我们头痛的，我们最担心的是评审标准不统一，一年一变，把我们折腾来折腾去。”化学化工学院的一位青年教师说，学校层面评职称最大的问题是标准变得太快，“今年这个标准，明年那个标准，随意性太大，弄得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努力，也许按今年的标准努力了明年就不行了，很不公平。”
这次改革，中南大学也向这一积弊开刀了。7月，张尧学在全校中层干部校内改革动员大会上称，学校对教授、副教授的职称晋升，不再设太多限制条件，包括英语和计算机能力条件等，今后都将逐步取消。
“应该由学院根据学院和学科的特点，自主设置。这些条件，可以要求论文、也可以不要求论文，要考核申请人的水平和能力，以及社会和学校同行的公认度。切不可唯论文的篇数多少判断申请人的水平与能力，要根据学科的不同全面评价。”张尧学说，“我们不能用论文的篇数多少去考核我们艺术学院的老师，他们是以作品为主的。他们是歌唱家、舞蹈家、画家、作曲家等等，让他们写论文是写不出来的。他们只有作品、有好的作品就行。我们也不要以论文的篇数多少来决定临床大夫的职称晋升。现在听说护士评高级职称都需要写多少篇论文？好像有点儿荒唐。”
不以论文论英雄，文学院早有先例。欧阳友权说，学院的阎真教授，就是凭作品长篇小说《沧浪之水》进来的，“文学作品只要有影响力，跟艺术创造的成果一样，可以作为职称评审的材料”。
然而，这次的改革中，文学院在制定本院的职称评审文件时，还是对论文作了要求。“我们这种学科还是要有论文，不要求论文，就谁都不写了，文学院不写论文了，就会变成语文教研室。我认为，论文还是体现学术研究能力的重要尺码。”欧阳友权说。
吴敏也称，在信息工程学院，论文仍会是重要的职称评审标准，这一点不会放弃。“但条件可能会粗放一些，不会限制得那么死，目标是要把真正有水平有能力、确实可以晋升的人选出来。”
除了职称评审，二级学院在新进教师的遴选、二级学科的设置、研究生的招生录取等方面都扩大了自主权。
从2012年开始，学校甚至把岗位津贴切块包干下拨给了学院，由学院自行制定各类工作人员岗位津贴分配方法。原来的方式是，教职工的津贴每个月先由学校发60%，剩下的40%年底再结算，现在，改由学院根据个人的教学科研任务完成情况，决定下一年的津贴和奖金。
对于放权的做法，鲁安怀认为切中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病灶：“大学真正能够建设得如何，关键在二级学院。各学科千差万别，学校出台一个政策一刀切，效果会很差，必须尊重不同学科的特点，赋予学院自主权。这一步迈出去了，学院机制好了，大学才能办得好”。
重构教授委员会
然而，放权之后，如何应对各类改革中经常出现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如何避免学院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这也是张尧学所担心的：“权下放后，如果学院没有建立相应的权力使用和监督机制，可能会造成谁有权就把资源往自己的口袋里装，出现比学校管理时更加糟糕的现象。这样的改革肯定就是失败了。”
他说自己也听到一些反映，建议学校不要把太多的权力下放到学院，“他们认为权力下放到二级学院后可能会更糟糕，因为缺少相应的管理和约束机制。”
中南大学的应对策略是借重教授委员会。张尧学说，以后学院在决定人事、学术、资源分配等事情时，不能只靠院务会或者党政联席会来决定，而是要先通过相应的教授委员会，例如人事委员会、分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等进行讨论，有了相应的意见后再做决定。
为了防止教授委员会的利益小集团化、圈子化，学校重构了教授委员会的制度，设计为委员会委员两年一届，届满后改选三分之一，委员连任不能超过两届。
张尧学说，这是为了保证院里的每个教授都有机会成为委员会的成员并参与决策，“这样的好处在哪儿呢？第一是委员们在制定政策时会有所忌讳，因为你这届搞得太过分了，当你在下一届不当委员时，别的委员可能也会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制约。还有一点，就是新任委员在开头的几年不大可能犯大错误。”
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委员会已于今年9月选举成立，左高山说，组成人员有9人，是由全院教授和副教授投票选出来的，“我作为院长票数最高，但我主动退出了教授委员会，这是为了保证他们工作的独立性”。
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士都对赋权和重新构架教授委员会表示赞许。
欧阳友权说，这一改革的初衷很好，也是为了教授治校。他说，学院办学时，有时候会遭遇外界干扰，比如录取研究生时，就经常会接到有关方面打的招呼。以前他作为院长，一个人顶不住，以后这些事就都交由教授委员会集体决策，学院的抗压性可能会增加。“不过，最后能执行成什么样子还有待观察”。
左高山也说，教授不能只关注自己的事务，也要花时间放在公共事务上，“既然成立了教授委员会，明确是为了落实教授治校，教授自身应当珍惜，这不是说去当行政领导，而是要站在全院的立场上对人才培养、科研方向、学院发展等重大事项把关，发挥监督职能。如果让这个改革变了形，那就太可惜了。”
“宁要不完善的改革，也不要不发展的等待”
张尧学曾在全校中层干部会议上这样解释这场改革：“宁要不完善的改革，也不要不发展的等待。”
2000年，中南工业大学、湖南医科大学、长沙铁道学院合并组建的巨型大学——中南大学，其母体学校原本只在民间的大学排行榜上徘徊于三四十名之间，合并后却因强势学科的剧增而直升至全国前20名之列。攀升幅度之大，在全国重点大学中绝无仅有。
在张尧学看来，虽然中南大学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他还有更远大的目标，他对这所大学提出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口号，呼吁全校要有危机感，要通过改革把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环境以及机制和体制建起来，出一流成果、出一流人才。
但现实与目标的差距让他产生了忧思，在学校的一次大会上，他这样盘点家底：“虽然学校有16位院士，院士数量很多，工程院院士数量在全国排第二位。但是，我们优秀青年教师人数和能在全国有点影响的就很少了。另外，我们的长江学者和国家杰青获得者少得可怜……总的来说，我们在人才队伍上有亮点，但亮点下面也还有大片的黑地。”
张尧学对科研经费和规模和产出并不满意，他头脑里有一本账，也经常拿出来跟教职工念叨：“2011年，我校的运转经费是30个亿，清华是120个亿，华中科技大学去年的运转费也是40多个亿。而我们是5.3万名学生，其中3.5万名本科生，学生数在全国是第五位，清华有3万多名学生。”
他对大学行政部门的臃肿也颇有微词：“教育部是大部，也就470个编制，管理全国的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还有留学生等等。我们的机关有30个处，有600人！还不包括校领导、二级学院的行政管理人员，也不包括我们的保卫、后勤集团等的工作人员。大家想想看，是我们的工作多，还是我们的机关大了？！”
他甚至还会批评学校的品牌建设，“我到中南大学来，很多朋友问我，你怎么跑到武汉去啦？”在一次校内的讲话中，张尧学直言，“人家连你在哪儿都不知道，更别提关心你是不是一所特别好的大学。”
在张尧学看来，这些问题都摆在那儿，要解决，只能靠改革。
陈儒军很支持改革，他甚至认为：“不仅中南大学需要这样一场改革，整个中国高校都需要这样一场改革。”
左高山也表示：“张校长来我们充满期待，对他的改革也很支持，我所了解的学校绝大部分教职工也都持支持态度。他是真正懂高等教育的，看到了大学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路线图，一步一步来，值得赞赏。一个学校要有改革才有活力，固步自封不可能有发展。”
吴敏也认为，中南大学“不改革不行”。他说，改革能否成功，关键看能否以人为本，“要让更多的人从改革中受益，凝聚共识，不能简单化、理想化，如果能平稳地慢慢将一些不合理去掉，发挥合理的东西，改革就成功了”。
本报记者 叶铁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