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准备当一颗改革的铺路石

    11月1日，是中南大学的前身之一——原中南矿冶学院的60周年华诞。这一天，对校长张尧学本人而言也意义重大，因为这是他履新满一周年的纪念日。

    2011年11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在中南大学宣布了任免决定，由张尧学担任老家湖南的这所全国重点大学的校长。

    这是一次堪称华丽也备受期待的转身。此前，张尧学任职教育部12年，曾担任教育部科技司、高教司司长。在出掌中南大学校长前，他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外界相信，经过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高教管理岗位多年历练，这位大学校长对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弊端会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果然，张尧学很快就推出了一揽子教育改革计划。不过，新政并不“时髦”。如推动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就是张尧学在10年前担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时倡导过的；而青年教师“非升即转”或“非升即走”的政策，也早在2003年北京大学改革时引起过震动；至于博士生导师招生资格认定、研究生招生录取等方面的改革，许多大学也都在做。

    但国内很少有高校会一揽子推出这么多改革方略，更少见一位大学校长会如此开诚布公地阐释改革思路。在中南大学网站上，他在几次校内大会上的讲话都被全文整理出来公布，这些讲话系统全面地展示了他的思考进路和改革路线图。即使有些表述被校内某些教职工看来“说得很重”，但整理稿前标注了“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的说明，足见新校长公开的决心。

    张尧学为什么要迅速推进这场改革，他对新政有何思考，这次专访也许便于让公众管窥这位大学改革推进者的心路历程。

    中国青年报记者（以下简称“记”）：中南大学为什么需要这样一场改革？所有的改革必须有危机感，有危机感才有变革的冲动，是哪些内外因素让中南大学站到了需要改革的节点上？

    张尧学（以下简称“张”）：中南大学合并已经12年了，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发展的步伐也非常快。但是，成绩不讲跑不了，问题不讲解决不了。有些问题是全国性的，也有些问题是发展快了积累下来的，这些问题是什么呢？

    一是缺少制度，中国的大学是人治大于制度治理，很多事情不讲规则，每个人可以找书记校长批字，这是长期的非制度化造成的，由于没有规则化的运行，大学治理存在严重问题。

    二是规则意识不强，从小的方面来说，比如老师随便因为什么理由就可以调课，学生交作业过了截止日期还可以一拖再拖；而在美国的大学，也许超过一分钟都会被判不及格，但我们这边还可以求情，规则的不执行对大学的杀伤力非常大。

    三是中国的高等教育过分强调创新，却没有强调对人的培养和塑造，培养出来的人在价值分析和价值判断上存在严重问题，他们尤其缺乏批判精神，这说明中国高等教育提供的服务并不优质。

    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中南大学当然也存在自身的问题，如顶尖人才匮乏、科研投入不足、管理体制不顺等，但中南大学的特点是务实，这是一所以工科和医科为主的高校，风格是乐于吃苦、敢于奉献，不浮躁，不复杂，拥有良好的改革环境，有利于推进改革。

    记：中南大学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张：从大学建设的角度来讲，就是四个字：“特色、一流”；用八个字讲，就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怎么样把中南大学的特色进一步发挥出来，使它成为一所高水平的大学。我们的一切改革，都是围绕这个目标设计，围绕这个目标前进的。

    我们改革的目的，核心是要激发人的活力，要激励师生们作出卓有成效的业绩，让他们觉得在中南大学学习工作虽然辛苦但很快乐。我们还要让校外的人才向往我们学校的环境和氛围，让中南大学成为汇聚优秀人才的乐土。

    如果通过我们的改革，学校的招生分数提上来了，优秀学生对中南大学充满向往了，甚至在他们毕业后还觉得在母校读书真好，那我们的改革就算成功了。

    记：您的一些改革举措并不新，比如要求教授上讲台，2001年教育部就推进过了，为什么这次成了改革的核心举措之一？

    张：教授上讲台是我在教育部任职时推动的，但那时候教育部是从宏观层面推行的，缺乏监督；大学是中观层面，只要推进肯定有办法。我们的策略是只要教授不上课，就不能被聘任，还要扣掉他所在学院津贴总额的1%。一个人的行为会造成整个学院受到影响，这样他们就必须上讲台了。

    我昨天在校内走了半天，就是去检查教授上讲台的情况执行得怎么样，发现效果还是不错的。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在制度上进行设计，保证教授不是勉强被迫走上讲台，而是会真正用心去上好课。

    记：有声音认为青年教师8年后“非升即走”或“非升即转”，在目前这种人才流动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显得有些残酷。

    张：长达8年不考核，这还残酷吗？我不这么看，我原想给大家3年时间，后来学校有关部门还是给了“2+6”共8年时间，这是很宽松的条件。“非升即走”或“非升即转”在美国的大学以及国内的很多高校都有类似的制度，目的在于激发创造性，让青年教师把科研做上来。对于任何组织而言，激励他们作出好成绩都是最重要的工作，大学也不例外。

    8年后，优秀的自然会脱颖而出，但我们所说的优秀，是像刘路（在大三就破解了国际数学难题的中南大学学生——编者注）那样能攻克国际难题，给世界知识宝库奉上一颗大钻石；如果谁经过8年还只能捧出一颗大鹅卵石，我不认为他有资格说自己优秀。

    记：当前中国大学最受诟病的是行政化和官本位，包括我在采访中也有不少教职工提出中南大学也存在这个问题，这场改革对此做出回应吗？

    张：我们的改革就是要去掉行政化，比如对教授委员会的赋权，就是为了减少行政化的问题，我们规定教授委员会两年改选一次，委员任期不能超过4年，让每个人都有参政的机会，轮流坐庄，决策就会比较民主公平。

    当然，我们管理体制还不顺，机关还有这么多人，有些人也问我为什么只改教师队伍不改机关。我只能说我不能搞革命，凡是激进的改革都搞不成，我们要最大地凝聚共识，破除改革中的障碍。所以，我多次强调我们的改革不整人，而且要讲情意，如果我们改革让人饭都没有得吃了，那宁愿不改，因为我们改革的目的是要让教职工生活得更幸福。

    学校行政系统的改革肯定会进行，但涉及这么多人的出路问题，会进展得非常非常慢，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

    记：当前大学的浮躁之风也备受社会批判，很多高校都把引进了多少院士、长江学者作为业绩，有些甚至只重引进，不重使用，更不重培养，对校内教职工则厚此薄彼，中南大学会作出改变吗？

    张：我提出过一个口号，中南大学绝不争第一。现在很多大学都在争第一，争的是数据而不是实力，中南大学就不要争那么多第一。

    对于人才引进，人家愿意来，我当然乐意，但我绝不会因为需要数据好看而花天价去挖人。我对学校教职工说，我有责任有义务要让儿子和女婿享受同样的待遇，绝不会厚此薄彼。

    其实，我这个校长就是一颗石子儿，在我的任期内，我只准备当一颗铺路石，我也呼吁我们院长们也当铺路石，能铺就铺点路，但我们要把中南大学持续发展进步的制度和环境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