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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职位上退休一年后，陈文华改头换面，到距南昌300多公里的一个小村子，当了一名“农民”。
他创办经济合作社，帮着农民致富。他办幼儿园，创建农民文化宫，保护、宣传村里的古建筑，邀请文化名流到婺源县上晓起村。小小的村庄，掀起一阵阵“文化热”。
上晓起村是婺源县的一个旅游景点，村子不通公路，一条弯弯曲曲的青石板路，连接着外面的世界。这条青石板路，不足一米宽，是古代的通商要道。独轮车走多了，留下深深的车辙印。
村民多次找到陈文华，希望这个“有来头”的人和上头说说，给村子修条公路。可是无论怎么游说，这名副厅级教授始终不同意。
毫无疑问，他触犯众怒。修公路是村民的共同想法：有了公路，游客就会多，村民的收入就会增加。没有公路，村民盖房，都要多支出几万元费用。有村民一赌气，表示不租给陈文华土地。
这位77岁的老人不吃这一套。他对村民说：“游客看中的就是村子原生态的风貌。从长远看，不通公路能吸引更多游客。”
他把自己的想法讲给来访的文化人。来访者频频点头，他就像找到知音一般，得意地笑上一阵：“村民认识不到，不怪他们。我要帮着他们改变思路。”
改变先从增加村民收入着手。2005年，也就是他到上晓起村投资办茶社的第二年，他开始租种村民的土地。起先几亩，现在发展到70多亩。他种过稻谷，种过油菜。后来他又种白菊花，一场大水淹没白菊花后，他又开始种黄菊花。
村民收雷打不动的每亩每年600斤稻谷的租金。在这个人均土地只有3分地的村子，亩产水稻不过400余斤。为此，他在村子获得“傻教授”的称号。有人当面称呼他“傻教授”，他听了，脸上肌肉开始拉动，“呵呵”地笑着。
这位曾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早在1989年就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教授并不忌讳“傻教授”的称呼，并乐得其名，将自己的合作社注册成“上晓起傻教授农业生态合作社”。他生产的黄菊，也打“傻教授”品牌。
种田请劳力，村里七老八十的人都来干活儿。员工阻止，他不同意，按正常劳力付薪水。
渐渐地，村民开始接受这位“傻教授”，也能听进去他的话。
这也算他的一个小小“伎俩”。只有获取村民信任，他才能在村子里立足，才能保护好这块地方。
上晓起村四面环山，“风水极好”。村内有徽派风格的古建筑，“进士第”、“荣禄第”、“大夫第”等官宅，保存完好，是个游览的好地方。每年婺源的油菜花开，这里总能吸引不少游客。
吸引陈文华的，还有村头一台水力捻茶机。
陈文华是知名的农业考古专家，也是一位茶专家。1981年，他以一人之力，创办《农业考古》杂志。鼎盛时期，这本杂志的海外订购量达200多份，在国际上众多知名大学的图书馆，都能看到他的杂志。
起先，他的想法很简单。在上晓起村投资几万元，开个茶社，租上几亩地，没事到这里住住，颐养天年。
朋友来得多了，经常赞叹村里那些古建筑。这位教授就动了心思，把古建筑保护好，宣传出去，对村民和他的生意都有好处。当时，他已经搭进去不少钱。
还有一个现象让他触动。上晓起村和中国很多村子一样，正在经受着离别之痛。村里的青壮年纷纷到外地打工，留下孩子和老人。
这位退休副院长的老家在福建省厦门市一个渔村，父亲是个木匠，干着粗活儿，赚点微薄的收入。因为家境贫穷，直到32岁才成家。后来，他父亲到菲律宾谋生，最后客死他乡。从10多岁起，陈文华就没见过父亲。因此，他深知离别之痛。
于是，他极力打造上晓起村的文化氛围。他搜集整理上晓起村的历史，编成故事。自己出钱，将这些故事印成册子。村里有一个江氏祠堂，他也花钱将其修缮，并将江氏家族的《蒙规》和《家训》摘录下来，做成牌子，挂在祠堂的墙上。有时，他会一字一句地读给村民听。他还在村口的树上架起一个高音喇叭，播放他自己谱写的歌曲。
上晓起村的名声逐渐打了出去。不少村民回到村中，经营家庭旅馆。“傻教授”成为村里最受欢迎的人。孩子们看到他，围着他喊“陈爷爷好”。
陈文华坚信“知识改变命运”，就如同他自己的经历一样。在整理江氏家族资料时，这位教授发现，上晓起村，古时是个出人才的地方，仅江氏家族，就有“一门三大夫，祖孙两进士”。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村里没出过一名大学生。村里的娃娃，一个个灰头土脸。他动了恻隐之心，掏钱办了一个幼儿园。
幼儿园开张了，只赔不赚，从2005年到现在，搭进去10多万元。有员工都不好意思拿工资，他不同意：“开了这个口，以后就没人干活儿了。”
这位干瘦的老人本是个急性子。他喜欢穿红衣服，走起路来飞快，办事风风火火，从不拖沓。2004年，他到婺源县参加会议。会后安排与会人员参观上晓起村的水力捻茶机。车开到村口，天降暴雨。其他人都坐车回去了，他却打着伞，走了1公里多的路，要去看这台水力捻茶机是否修好。
可是在幼儿园一事上，他却能沉住气。他经常开导老师：“不能让农村的娃娃输在起跑线上。改变，得从娃娃做起。”
他还租下村里的一个旧仓库，花10多万元改造，将其建成村里的“农民文化宫”。一到空闲时间，村里的大人小孩，总有一些人在里面看书。陈文华经常组织农民举办文艺演出，还邀请省城的学生来表演。
一名山东的退休教师被陈文华干的事吸引，不远千里到上晓起村，一住就是半年。她还教村里的孩子唱歌跳舞，吹葫芦丝。
妻子程光茜早先有些不乐意，她不止一次和陈文华“冷战”：“你折腾不要紧，总得留点养老钱吧。”
他不听：“要不是农民，我们还不知道能不能度过那一关。”
1958年年初，年仅23岁的陈文华被打成“右派”，当时他是厦门大学历史系四年级学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江西省博物馆工作。1968年，博物馆开始“斗改批”，这个老“右派”又被揪出来。陈文华夫妻及年仅10个月的大儿子，被下放到赣州的一个农村。
在农村，他充分展示他的文艺才能，教村民唱歌写字。农闲时候，他还说一些顺口溜。妻子到现在还能记得他说的一段：“有个美国大兵叫土豆皮，身子瘦得像个烧鸡。”他一说，农民们就哈哈大笑，陈文华就有了“土豆皮”的绰号，妻子程光茜也被称为“土豆皮老婆”。
陈文华还是劳动的好手。挑100斤的粪，他能赤脚走10里路，中途不歇息。即使在上晓起村，这个干瘦的老头还经常赤膊种田，一点也看不出教授的架子。
天长日久，这个老“右派”赢得了村民信任，免受了很多皮肉之苦。有工作组来抄家，农民就会阻止。
如今，他退休后一头扎进农村，妻子说不过他，就搬来大儿子当救兵。大儿子在香港，年薪曾到100万元，后来辞职做公益。他听了母亲的唠叨，专程到上晓起村看了一下，随后转给父亲30万元，支持父亲做下去。
程光茜最终改变了看法。她也经常到上晓起村，帮着丈夫打理。
妻子很清楚丈夫的性格。在“下放”期间，大队要画一幅3米高的毛泽东像，以参加公社的比赛。大队干部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喜欢文艺的陈文华。陈文华毫不犹豫地接下任务，找到一张毛泽东的画像，就铺开画纸打格子，一笔一笔画。
当晚，妻子一直陪在丈夫身边。丈夫画好头像，连声说“像”，她才放心地离开。他们都知道，有人画毛泽东像没画好，被打成“反革命”。
1981年，陈文华受邀前往北京给干部讲农业科技史。当时，正值土地下放之时，学者和官员对土地下放，还未达成共识。在讲农业科技史时，当时46岁的陈文华从历史角度出发，极力肯定土地下放政策。
“古代就知道集体耕种不行，我们不能走回头路。”面对众多高级官员，这位学者忐忑地讲出自己的想法。
妻子知道后，不让他再讲，可是陈文华不听。还到处讲课。一年之间，他在全国巡回演讲200余场，一下子成为全国的红人。
在做全国政协委员时，陈文华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反对禁放鞭炮。连续4年，他都提同样的提案，直到有些地方放开口子。
“只要他认准的事儿，10头牛也拉不回来。”程光茜说。
在上晓起村经营8年，陈文华共投入70多万元，其中有1/3的钱，投入到村中的公共建设上。现在经营黄菊，他的合作社基本能做到收支持平。
上晓起村也在发生变化。尽管陈文华不断劝诫村民，不要破坏村里的风貌，但村中小河的两侧，还是盖起了不少新房。有住在村里的上海学者说，这些新建筑，已经逐渐让上晓起村没有吸引力。
最近，著名媒体人杨锦麟到上晓起村，和陈文华一番长谈后，他称陈文华为“乡绅”。
陈文华不敢应：“我只是个‘傻教授’而已。”
本报记者 郭建光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