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先生”如何处世立身

    □如今大师踪影难寻。满目都是师德堕落，师生交恶的新闻

    □越是乱世，越懂得利用学术之力造就人才

    □它不简单是指教授人学识的老师，更是指那些言传身教以处世立身之道的人

    近两年对于民国元素的追捧开始兴起，各种研究文献层出不穷。我以为《民国大学：遥想大学当年》的出版汇集了很多民国大师的文章，内容更为真实。较之后人编纂的学术研究而言，内容也更为详实。如同烹饪美食，如果说今人的追忆是直接端上桌的精美菜肴，《民国大学》中收录的大师作品则像是陈列在案板上的新鲜食材，能够料理出怎样的美味全凭读者自己的建树了。

    本书的作者之一谢泳一直致力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他的文章，特别是针对西南联大的研究也收录在书中。谢泳在文章中提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特点是：虽然大多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在伦理道德层面却明显留有儒家文化的色彩。这个特征使他们成为当时的道德楷模和精神领袖。吴晗的名篇《谈骨气》中开篇便是一句“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骨气反映在读书人身上，就是那股为了学术赴汤蹈火的勇气。诚然，无论是对纯粹学术的追求还是受西学的影响，在民国时代尽管政治动乱、内忧外患，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是尽可能地希望能够创造出学术的盛世之境，不夹杂政治或者经济因素而单纯地存在。

    中国有个其他语言很难诠释的词——先生。表面上看，那不过是一种对于老师的旧式谦称，而事实远不止如此。先生是什么？它不简单是指教授人学识的老师，更是指那些言传身教以处世立身的人。他们用自己坚硬的脊梁和牢不可摧的信念为后辈提供了一个学术的厚土。想来如今的世道纵然常有锦衣玉食、纸醉金迷，却始终摆脱不掉浮躁和消极。这不单是因为更多的物质选择迷茫了人们脚下的道路，更因为在许多人心中失掉了那架衡量世事的天平，也失掉了那些坚不可摧的信仰。

    民国的先生们除了对大师式的教育极力推崇，对于高校建立具有独立性的学术氛围也颇为用心。冯友兰指出，大学应该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学校应是一个“尚贤”的地方。清华校长梅贻琦在就职演说时首先提到的便是清华的经济问题。他并不认为一定要投资大量超过清华负荷的设备才会使之建成名校。“所谓大学者，非为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个优秀的大师远胜于一座冰冷的建筑。据载，有着“中国私立大学之父”之誉的张伯苓，更是为了南开大学的学术独立性，与民国政府“约法三章”，使其最终可以回归私立性质。

    《民国大学：遥想大学当年》中收录的民国先生的演说和文章，虽然有些如今看来略显晦涩，但灌注其中的民国教育的理念，是当今人们思考文化教育的标尺。民国时代的大学所承载的更多是纯粹的知识教育。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我不相信会有年轻的心是不谙世事的。但显然，当时的人更懂得如何去选择自己的道路。越是乱世，越懂得要利用学术之力造就人才。

    陈丹青曾说民国的大学教育，“今时休想望其项背”。当年浙江省的中、小学教师是李叔同、丰子恺、叶圣陶，绍兴镇的中学校长是周树人。如今大师踪影难寻，师生交恶的新闻时有耳闻，让人感叹不已！当下的教育者应当借鉴的，正是民国时期学者挺直的脊梁和教书育人的坚定信念——教授后辈读书人摒弃虚妄、安心治学。也只有这样，才真正当得起先生——这个简单却沉重的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