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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小时之内，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从一个“受害消费者”变成了“恩将仇报者”。他网上自述在杭州打车“被宰”，却因副市长向其道歉，遭遇网民的批判声浪。十天后，他首次接受专访，直面网络声浪。“事件虽小，但我遭遇的所有声音，如实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的仇官心态。”杨锦麟对记者说。
这是一个颇具戏剧意味的私人性公共事件：杨先生在萧山机场打车被宰，微博吐槽后，网民声援如潮；等到官方“意外”介入，这种雷霆般解决的速度又让网友深感受伤——于是，杨先生从一个普通的受害消费者，被直接划归为特权荫庇者。此后，随着“宰客司机曾提醒杨先生遗失物”等细节被几何级数放大，杨先生更是从“喜羊羊”摇身成为“灰太狼”。
在表层化解读完地方客运乱象之后，公众兴趣更多地聚焦于公共舆论的“变脸”。有人说，如果发微博的不是“杨锦麟”，或这三个字随便替换掉一个，乘客的权益还会如此“幸运”、地方官员还会如此“关心”吗？答案可能心照不宣。遗憾的是，对于网友的态度转变，更多人解读为“仇官”，如中山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张志安认为，这一舆情现象的形成，主要源于网络普遍的仇官情绪。而对于“炫耀特权”的责骂，杨先生自己也觉得，“在普遍的仇官情绪之下，这件事对我来说没什么可炫耀的。”
“粗暴站队”或者“简单标签”式的舆论，固然呈现出非理性的特点，但众声喧哗果真是“仇官”使然吗？“仇官”常被用来解读所有关乎权力作为与权力身份的事情，但它本身或许就是个伪命题：一是官员本身也是为人父母、为人子女、为人兄弟、为人友朋，戴上官帽未必就立马十恶不赦；二是如同“仇富”的说法一样，必是先有权力失范或财富失衡，然后才有近乎成见的“仇官”。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具体到公共事件而言，所仇所恨的，大抵是权力本身的吊诡与可疑，而断不至于因为“官”的身份就划入异类。舆论同人一样都是有价值取向的，被屡曝贪腐证据的官员难道不该仇恨吗？动辄以劳教恐吓公民的官员不能仇恨吗？……如果对权力的合理批判不得自由，那对正义与公平的赞美又有什么意义？
舆论在杨锦麟事件上的“变脸”，并非“仇官”，而是对市侩权力的敏感与警惕。杨先生固然没有索取特权，但公权主动以VIP待遇贴近公众人物，这种选择性执法，其背后的逻辑昭然若揭：在权力的功利主义思维里，杨先生早已不是一个普通公民，而是被放大了影响力的媒介工具，因此其权益处境往往带有广告效应，美谈还是恶评，关系到地方的面子、权力的运气——因此，杨先生肯定不是被宰得最狠的，其问题解决得却几乎是最快的。日本人的自行车，专家的电脑包……权力一旦趋炎附势，即便奇迹连连，基于底线的道德准则，民众也会心生厌恶。
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