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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样的月光》开篇伊始，作者单振国就用一段极其精炼的文字总结了中外文学艺术大家关于小说语言重要性的经典论述，强调“文学应该成为语言的乌托邦”，强调“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从而发出“释放汉语言文学能量，捍卫小说尊严”的呼吁。
这段话，可以解读为作者的夫子自道，可以解读为作者的文学理想，可以解读为作者孜孜以求的方向，因此，自然也就成为我们通往其文学世界的一条林中路。沿着这条幽微的小径前行，我们时时为作者创造的语言乌托邦——为其意境的朦胧诗意，为其叙述的自然生动，为其语言的素朴感伤——所吸引，所感染，所打动。比如，在《一样的月光》中，作者就用月光一样的语言，建构了一个月光一样神秘的湖边世界，塑造了一位月亮一样美丽的青春少女，讲述了一个月亮一样忧伤的爱情故事，呈现了一颗月亮一样纯净的年轻心灵……令人不得不停顿，沉思，品味。就像穿行在春天的原野中，不时驻足观望一样。
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对于语言的锤炼并不是“为语言而语言”，而是注意与小说的整体氛围、情感的自然流露特别是与人物心理的呈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因而使小说语言具有了深层次的内涵和美感。在《遗志》中即是如此。如，当主人公许二瓜离开了生活50多年的家园，就要踏上去城市流浪与打拼的漫漫长路时，作者这样描述主人公的感觉：“他走出村口那一刻，忽然感到像掉了魂似的，浑身都轻飘飘地立不住……”这样的描摹是多么传神！对于一位在乡村生活了50年的老人来说，对于一位对城市一无所知的庄稼汉来说，离开家园不就是离开自己魂魄得以滋养的精神归属吗？离开这里，不就是丢失了自己的魂魄吗？丢失了魂魄，再强大的肉体也将失去应有的重量。再如，许二瓜在城市中的一座破窑里安身之后，跟隔壁青年刘顺产生了“相依为命”的感觉。在春节来临前的一个大雪之夜，老人是这么孤独，这么想念离“家”已久的刘顺：“闲着无事的许二瓜是多么多么盼望刘顺能够回来啊！他现在真想和刘顺烤着这呼噜噜烧旺的火炉，抿啧着烧酒，东一句西一句地拉闲话。这样的时光应该是让他最感到惬意和温暖的，那才叫家的感觉、亲情的感觉，那股温暖才会熨帖到他苍老心灵的每一个角落里呀！才让他感到活着是多么多么的好啊！”
我们的感动不仅来源于作者呈现出的老人深刻的孤独感，更来源于老人和刘顺这两个“底层”生命间的互相依靠、互相温暖——正是这种念想，这种依靠，这种温暖，让他们相濡以沫，共御寒冷——既有自然界的寒冷，也有社会上的寒冷。伴随着老人日益深沉的想念，我们也不禁想念起在寒风中“挣扎”的刘顺来——即使我们已经隐隐地猜到，就像老人所隐隐地感觉到的一样，刘顺是一个偷盗者。
沿着这条幽微的林中路，我们走到了作者营造的艺术世界深处。
实际上，作者之所以强调小说语言的重要性，强调文学是语言的乌托邦，是因为他知道，在语言的乌托邦背后，或者说只有通过语言的乌托邦，我们才能抵达一个更为深邃、更为宽广，也更为遥远、更为迷人、更值得孜孜以求的乌托邦——美好的心灵世界。换句话说，单振国的《一样的月光》之所以打动我们，是因其中呈现了心灵的魅力和灵魂的震撼力。
我们发现他的绝大多数小说承担着一个共同的文学母题——救赎：《一样的月光》是对纯美爱情的救赎，《遗志》是对人间温情的救赎，《鸽子找妈妈》是对家庭的救赎，《缴钱不杀》是对纯净心灵的救赎，《看看儿子的事业》、《潇洒走一回》是对淳朴世风的救赎，《红日熔金的秋天》是对高贵精神的救赎，《母亲的手铐》是对母子之爱和责任的救赎……即使只有千余字的微型小说《最后的面试》，也充溢着救赎的主题——对礼教的救赎，对操守的救赎。通过杜嘉喜的评论我知道，单振国本就是一位有道德担当的人，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一位有精神追求的人，一位有文学理想的人。简言之，他是一位有着美好心灵的作家。
我与单振国只是一面之缘，但就是这一面之缘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他热情、爽直、正气、有责任心；他的文学趣味纯正，他的文学理想纯粹；他的文学追求执著。
客观地说，不仅对于单振国而是对大多数作家来说，这条通往乌托邦的道路都是一条漫长的甚至没有尽头的苦旅。要想在这条漫长的苦旅中有所作为、有所收获，需要作家在艺术上、精神上，甚至在生活中，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牺牲。单振国已经满怀坚毅地踏上了这条长路。
杜卫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