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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是第25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主题是“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公众对艾滋病防治的参与意愿如何？社会应该为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创造怎样的环境？上周，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民意中国网和搜狐网进行的一项调查（7048人参与）显示，81.4%的人说，如果身边有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自己能做到不歧视并愿意和他们保持正常交往。74.7%的人认为社会应该为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创造一个不受歧视的环境。
受访者来自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0后占12.0%，80后占48.7%，70后占27.5%。
65.3%的人反对医院拒诊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
河南省平顶山市市民孙丽丽，最近经常上网看有关艾滋病的新闻。她感觉，国家对艾滋病知识的宣传力度逐年加大，但歧视艾滋病感染者的现象依然存在。她有一位远房亲戚，几年前不幸感染艾滋病，一直在吃国家提供的免费药物控制病情。村里人普遍的想法是“他们一家人永远不要登自己家门”。他家孩子并没有感染，但在当地很难找到工作，只能远走他乡去打工。
北京佑安医院医生、艾滋病防治专家张可，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很多人对艾滋病知识一知半解，不少人还不知道艾滋病已经变成了可防可控的慢性病，仍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一定的恐惧心理。另外，一些人对艾滋病的道德歧视仍然严重，观念转变很难。
调查显示，仅有46.8%的人表示了解艾滋病预防知识。49.9%的人觉得艾滋病可以治疗控制，20.6%的人持相反态度，29.5%的人表示“不好说”。
作为一名有17年HIV携带史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秘书处协调员孟林感到，近年来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生存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仍然面临很多困扰，首先就是医疗歧视。
“有病没处看”是孟林感触最深的问题。他有肾小动脉硬化病，由于艾滋病定点医院对非传染病的诊疗水平有限，他曾去北京一家综合医院检查，当得知他是艾滋病感染者，连做彩超的要求都被拒绝了，医生的理由是“保护大多数人”。“彩超无创伤不传染，医生都不给做，更不用说做手术了。”
调查显示，对于一些医院拒绝为艾滋病感染者治疗其他疾病，65.3%的人持反对态度，认为“医院应该救死扶伤，没理由拒绝”。23.1%的人认为“医院也有苦衷，不能苛求”。
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孙宏涛认为，法律赋予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与其他人平等接受治疗的权利。医院和医生拒绝为艾滋病人治疗是不对的。不过，医务人员也是普通人，也会有恐惧。艾滋病人故意隐瞒病情造成医护人员“职业暴露”也应该追究责任。现在最重要的是国家层面的立法建制，既要给患者看病又要保护医务人员。
为解决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就诊难，张可建议：第一，现有的传染病医院向综合医院改造，鼓励有条件的传染病医院和综合医院合并；第二，鼓励综合医院的感染科收治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减轻传染病医院的压力；第三，给予民间机构进行救治的政策和空间，缓解政府压力。
73.6%的人支持艾滋病纳入大病医保
公益机构智同北京工作组协调人韩超，负责对男男同性恋人群进行干预，通过发放安全套、心理咨询等方式预防艾滋病。他发现，一些有过不安全性行为的人不愿意参加艾滋病检测，是因为害怕查出阳性后隐私暴露，承受不了周围人的歧视和冷漠。不在少数的“隐匿”艾滋病感染者，无疑加大了艾滋病传播的风险。
调查显示，74.7%的人认为社会应该为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创造一个不受歧视的环境。62.8%的人赞同“不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就是对我们自己最大的保护”。
“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最渴望的不是特殊关怀，而是公平待遇。”张可说，歧视会造成社会隔离，带来怨恨甚至报复，迟早我们都会遭殃。所以，我们要给他们一个宽松的环境，让他们像正常人一样融入社会。艾滋病诊治也要逐渐转到常规化医疗，把艾滋病人当成普通的传染病病人来看待。
调查显示，73.6%的人支持将艾滋病纳入大病医保。
孟林觉得，要创造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不受歧视的环境，政府应该首先彻底清理歧视性规定。比如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第十八条规定“艾滋病不合格”，这不仅对艾滋病感染者关上了当公务员的门，而且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很多企事业单位也出台类似规定，严重阻碍了感染者的职业选择。其实，大量感染者可以胜任各种工作，同样能为社会创造财富和价值。
普通人能为艾滋病防治做些什么？通过搜狐网进行的调查中，84.5%的人首选“采取自我防范措施”；82.3%的人选择“掌握艾滋病基本知识”；74.6%的人选择“保护好自己和家庭”。接下来还有：不传递未经证实的信息（51.1%）；做艾滋病防治志愿者（27.1%）等。
孙宏涛指出，目前艾滋病正从所谓的吸毒、同性恋等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传播。每个人洁身自爱，是预防艾滋病传播的重要一环。艾滋病宣传不能只有一天，当艾滋病在人们心里变得“可防可控不可怕”时，社会歧视才会有很大改变。
调查显示，如果身边有艾滋病感染者，81.4%的人确信自己能做到不歧视并愿意和他保持正常交往。
做过艾滋病防治志愿者的北京市民谢庆庆希望，防治艾滋病民间组织进一步加强管理，真正从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需求出发开展工作。她曾参加“我在香港有个家”活动，一些香港的家庭把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孩子带到自己家，让自己的孩子和他们一起玩耍，这让她十分感动。她永远记得，一个因为艾滋病感染长着红斑的小男孩，拉起自己的手欢天喜地走向香港地铁的场景，在这个孩子的眼里，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本报记者 王聪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