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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古希腊哲人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对于未来的中国而言，我们同样需要这样一个支点，那就是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成就，但也在一些地方留下了快速发展后遗症：一些固有的利益格局，正在慢慢成为整个社会继续改革的阻力。加上国情复杂、地域广阔，下一步，如何调整各方面的利益预期，几乎决定着中国的美好未来。
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时的改革不同于以往——改革已步入深水区，我们在政治改革、经济转型、法治社会、开放创新、社会公平等方面都面临着更深刻的调整与变化；我们站在30余年辉煌成就的肩上，未来发展有了更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对道路更加自觉，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上更加自信、稳健。
无论何时，改革的进程都伴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党的十八大已经规划了美好的愿景，激发了思想的洪流，民间智慧如火山喷发。为了激荡这种智慧，我们从今日起推出系列报道，记录其间迸发的火花与激情，让我们一起再出发。
最近两周，82岁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接连主持了两场关于改革的讨论。除了他一以贯之大力倡导的“改革”之外，这位被尊称为“吴市场”的老人嘴边儿，又多了一个被反复提及的词——“顶层设计”。
在他看来，党的十八大重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就是顶层设计，就是路径的选择。现在目标已定，接下来该做的，是提出行动纲领以及打破阻力把各项改革落到实处。
十八大前，无论民间还是学界，关于中国改革方向的争论，被吴敬琏概括为两种顶层设计之争。尽管20年前，党的十四大即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但围绕着市场化改革方向的争论却从未停息，以致一些已经开始的改革也逐渐放慢了步伐。
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提醒与会者，十八大报告首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两个目标并列相提。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前面，又增加了一个“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说明发展方式转变与改革开放密不可分。
事实上，在理论界看来，十八大重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是对前段时间有关“中国模式”争论的“一锤定音”，更是对未来中国发展路径的重新确认。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为了救市相继加强了对市场的干预，以至于个别外媒发出了美国也要搞社会主义的惊呼。而中国虽然也面临诸多问题，但在金融危机中所受冲击较小，依然维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一时间，有人把这归结为“中国模式”，认为这是政府大规模干预市场、干预经济成功的最好注脚。
2011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明确指出：“我们的改革和建设还在探索当中，我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一种模式。”
“有些学者根据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做法，把中国经济成功归纳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模式的成功，我个人认为这种看法可能不太符合实际，也容易产生误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刘鹤也在今年3月的一次论坛上表示，“在应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当全球经济处于自由落体状态的时候，我们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直接干预，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确实还有一些问题，这些只是应对危机的短期做法，并不能反映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全部。”
“我并不反对讨论‘中国模式’，但我不赞成固化为强势政府加不完善的市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态度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吴敬琏认为，那种采取“强政府、大国企”模式发展经济的部门和地方，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从西方国家政府短期政策中得到鼓舞。但这种发展方式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目前正逐步显露出来。
“强政府、大国企”一类的词，在普通百姓眼里可能还有些陌生，但生活中经常可以碰到的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高价格，征地拆迁的低补偿，以及多如牛毛的行政审批，其实根源都在于政府权力过大、政府掌握的资源过多、政府干预市场过度。而这些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亟待解决的最深层的问题。
如果说20多年前，双轨制改革撼动了计划经济的坚冰，改革的指向更主要是柴米油盐的“温饱”，那么今天的改革更多的指向是收入、住房、福利以及民主与法治的进程，是小康社会，也即美好中国。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5083元。按照平均汇率折算，约为5432美元。而国际经验表明，从人均GDP4000美元迈向10000美元的过程，往往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风险高发、矛盾集中爆发的阶段，很容易跌入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的“中等收入陷阱”。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传统的增长模式也正在遭遇劳动力升值、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瓶颈。旧的发展模式已无法延续，新的发展模式从何而来？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通常是由两个‘车轮’驱动的：一个是技术，另一个是制度。”对此，吴敬琏指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技术水平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新的、效率更高的技术是可及的；但是，是否能够广泛运用这些新技术，却取决于是否拥有与这些技术相适应的制度体系。
经合组织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不只是中国，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结构性改革的难题。该报告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大约5年后，即2017年左右赶上美国。而这一可能变为现实的前提是实施结构性改革。
高尚全认为：“如果抓住机遇，改革有实质性进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重大突破，那么未来10年就有可能继续保持7%～8%的中速经济增长，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如果丧失机遇，就很有可能使得贫富差距继续扩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而一些地区的先行实践也再次证明，解决中国现实的困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别无他途，惟有深化改革。2007年，广东省的人均GDP悄然跨跃了4000美元的关口。正是在这一年，广东省又一次开启了解放思想的大门。5年来，作为中央寄予厚望的“深化改革先行区”，广东在转型升级、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社会领域改革的建设上，经历了从重点突破到系统构建的过程。2011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万亿元大关。全省财政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达4233亿元，占支出总额的63%。85%的农村贫困户比原计划提前一年实现年人均纯收入超过2500元的脱贫目标。
共识早已达成，关键是下一步如何加速推进。
不久前，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开了一个座谈会，请来一些知名的民营企业家。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民营企业家对民营经济新老“36条”并不太感兴趣。他们说，文件很好，但对一些垄断行业，民营企业不愿进入、不敢进入，担心有去无回。
对此，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指出，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一是要打破垄断，放开市场准入；二是要放开管制，减少干预，强化竞争。
“改革的焦点，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吴敬琏表示，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核心的问题都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这个改革确实最难，原因就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将会触动政府和一些官员的权力及利益。换句话说，就是要有勇气和决心“革”自己的“命”。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则说：“在中国，政府相对于市场是处于强势的，实际上我们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两个方面，政府要发挥保障公平公正的作用，市场要发挥促进经济效益的作用。如果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配合得好，会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结果，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配合得不好，市场的效率就会下降，而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
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一口气列出了政府主导的三大问题：其一，政府一主导，必然扭曲价格机制、扭曲资源配置；其二，政府一主导，就产生了官商勾结的温床；其三，一定时候形成路径依赖和特殊利益团体。
“为什么我们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这么多年不尽如人意，我认为就是政府过多干预，市场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政府一定要改革自身，成为一个服务型政府。”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尖锐地指出，“一个县副县长10来个，乡镇还有四大班子，你说你是公仆，我们家里现在穷，不富裕，我们少请几个保姆不行吗？”
成思危则一再强调，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需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市场的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要尽量减少审批，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
有评论疾呼：“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百余年来，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的这句话，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奋发进取，变革图强。今天我们同样需要这种精神，引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
本报记者 潘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