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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一年时间过去了，但每提及他，悲戚之情、惋惜之痛依然深深笼罩着一个家庭、一家支行。
这个家庭——一处农家小院，坐落于连绵起伏的山脉中，几间异常陈旧的瓦房……室内家具极其简单，为上世纪80年代农村土木匠所制。橱柜还缺一条腿，用两块砖支撑着。家中最值钱的是一台14英寸按钮式国产彩电。唯有墙上几幅泛黄书画作品，透着浓郁书香之气。
这家支行位于西部欠发达地区，办公大楼陈旧、墙体斑驳、办公设施简陋……这是一个埋头苦干、坚韧执着的团队；一座座奖杯、一张张奖状、一份份证书……这是一个奋发有为、建功立业的集体。
这是他的家，他魂牵梦绕的地方；这是他工作之行，曾奋战了8年，为之耗尽最后一丝气力。
他，杜喜，生前为农业银行甘肃陇南礼县支行副行长。去年，农业银行党委追授他为“农业银行优秀共产党员”，甘肃分行党委追授他为“甘肃分行优秀共产党员。”
“等忙完这段时间就去看病。”
山峦肃立，沟壑沉寂，苍穹默哀。连绵起伏的秦岭山脉，仿佛一个黛青色的巨大花环，簇拥着甘肃陇南西和县稍峪乡杜河村，堆满悲伤与哀思。
山丘沟壑间的一片田地里，一捧黄土，掩埋着一位大山的好儿子，一位倒在他热爱的工作岗位上的农业银行县支行副行长。
2011年的3月16日，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零时许，48岁的杜喜，因长期带病工作，突发脑溢血，永远倒在他经常加班工作时休息的那张床上。面前放着他平时工作用的一台老式笔记本电脑，打开后，界面为一份正在修改的文字材料。
“等忙完这段时间就去看病。”每一位看见杜喜带病工作的人，都会劝他抽时间去医院检查检查，而他每次都会如是回答，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杜喜时刻牵挂工作，尽管患病数年，却没耽误一天工作。
2010年的最后一天，银行年终决算日。按惯例，决算工作完成后，行领导要到营业网点看望慰问一线员工。那天晚上，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杜喜，头上戴着一顶旧棉线帽子。
礼县支行副行长苏宏好奇地问杜喜为什么这副打扮。杜喜悄悄告诉苏宏：“头疼得厉害，用老办法，拿块毛巾绑着头，样子太难看，就找了顶帽子遮掩一下。”
去年初，杜喜常说：“后背沉得像背了块大石头，轻轻咳嗽一下，胸口就疼痛难忍，膝关节也疼得走不稳路。”
“去世前很长一段时间，爸爸身体就特别不好。”杜喜女儿杜丽说：“去年过完春节，从农历正月初七上班到二月十二去世，一个多月时间，爸爸没有顾得上回一趟家。”
那些日子，礼县支行员工经常看见杜喜一手打着点滴，一手托举着液体瓶办公，还经常用身体推门走进同事办公室，询问工作情况。
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之中有一种预感，去世前几天，杜喜把自己这几年搜集整理的厚厚一本文件资料，交给礼县支行办公室主任马秉军，语重心长地叮嘱：“留着常翻翻，写材料有用处。”
离世前那几天，杜喜反复感冒，连续输液三天，但手头工作却一刻没有停下——刚忙完礼县支行2011年工作会议，又着手督促一季度目标任务，还要迎接上级行检查督导，一天都没顾上休息。
杜喜去世后，医生从他身上锁骨处取出一根近一尺长的钢板，那是20多年前他在信用社工作时，坐拖拉机下乡收贷，翻车后负伤所致。难以想象，这么多年，杜喜是如何忍受着多种伤病，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工作。
杜喜就这么走了……
“好人啊！”“做了那么多好事！”“走得太早了！”……每一个听到这一噩耗的人都会这么说。
杜喜下葬那天，许多乡亲、昔日同事不约而同赶来为他送行。送别的人们掩饰不住心里的悲痛……
大家毫不忌讳当地习俗，抢着为他抬棺木，送他最后一程，不少七尺男儿都忍不住嚎啕大哭。
“咱们要为自己管的资产负责”
杜喜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他热爱的农村金融事业。1980年，他参加工作，在甘肃西和县何坝信用社工作。1993年，由信用社调入农行西和县支行，先后任支行办公室副主任、主任。2003年9月，杜喜被提拔交流到礼县支行担任副行长。
走马上任礼县支行副行长后，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勤勉踏实、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办公室成了他的“家”，白天办公，晚上休息，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行里让咱们管不良资产，咱们就得为自己管的资产负责。”杜喜经常这样说，更是这样做。
礼县地处甘肃南部山区，境内山多沟深，农民居住分散，交通非常不便，出门不是爬山就是过河，下乡收贷全靠步行。8年间，杜喜几乎每年都要将全县29个乡镇的沟沟坎坎、墚墚峁峁全部跑一遍。他与清收人员一道翻山越岭、进村入户、披星戴月、早出晚归，晴天一身尘土，雨天一身烂泥，经常是早晨简单地吃过早饭出门，晚上回到住地才能吃上第二顿饭。跟他一起清收的客户经理开玩笑地说：“跟着行长一起工作，还得饿肚子！”杜喜总是笑笑，不言语。
杜喜身体较胖，又患有高血压、哮喘、头疼等多种疾病，步行一会就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更不要说爬山过河了。可每次带领大家下乡收贷，他从没有退缩。
2008年末，杜喜带领员工深入条件艰苦的当地王坝、滩坪、雷坝三个乡镇，连续作战90多天，广泛宣传，讲清政策，全力清收。期间，他没顾上回一次家。由于长期住在乡下，没条件洗澡，所带换洗衣物不够，一身衣服一穿就是几十天。
正是凭着这种干劲，他们扫清了清收工作中一个又一个“拦路虎”。
多年前，礼县支行曾给当地金阳村发放扶贫贷款2840元，由原村支书承贷。老支书去世后，村上干部换了好几茬，贷款一直拖欠，支行多次交涉催收均无结果。杜喜对此没有气馁，多方寻找突破口，想方设法催收。
一天，杜喜去该村现任支书家商谈贷款落实情况，恰逢其儿子突发急性阑尾炎，疼得在炕上打滚。村支书手头一时没有现钱，急得团团转。杜喜见状二话没说，把身上仅有的500多元钱塞到村支书手里：“啥也别说了，赶快送娃去医院吧。”为此，村支书非常感动，几天后，村支书就千方百计找到农行当年给村民发放扶贫贷款的花名册，召开村民大会，逐户落实贷款。仅几天时间，该行就收回这笔扶贫贷款本息。
在杜喜带动下，礼县支行清收工作年年迈上新台阶，不良贷款持续“双降”，资产质量有了显著改善。8年间，礼县支行每年都超额完成上级行下达的不良贷款清降计划，成为陇南农行系统学习典范。由于工作出色，成效显著，杜喜曾被甘肃分行评选为“资产风险管理工作先进工作者”、“全省农行不良资产剥离清收先进个人”。
“老乡不容易，这亏我愿意吃！”
虽然身为农业银行一家县支行的副行长，可杜喜的家一直安置在西和县杜河村，过着地地道道的农民日子。杜喜一家4口人，妻子是质朴的农村妇女，身体也不好，一直在家务农，照顾两个孩子上学。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杜喜的工资收入。而杜喜去世时，他身上工资卡里，余额仅200多元。
父亲、母亲、岳父、岳母，四位老人都常年患病，长期服药，两个孩子成长求学，农村春耕秋收……所有这些都要由杜喜去支撑。
尽管如此，对于乡亲，他还是充满无限关爱。在农村老家，只要老乡有困难求他帮助，他都慷慨解囊，毫不犹豫地借钱给他们。
淳朴的老乡过意不去，每次杜喜回家，村里人来串门时，总是拎点小杂粮，带点自家做的小吃。老乡走时，杜喜从不让他们空手而归，让妻子把家里整袋米、整桶油回赠给老乡。妻子想不通，抱怨道：“你这不是老吃亏吗？”他却笑着说：“老乡过日子不容易，这个亏我愿意吃。再说，这些东西咱这儿种不了，让乡亲们也尝尝。”
杜喜去世后，女儿杜丽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找到一只用旧的钱包，里面单独装着两张百元假币。
杜喜妻子讲述了其中一张的来龙去脉——原来，老乡知道杜喜在银行工作，时常找他兑换残损破币，杜喜总是耐心帮乡亲一一换好。一次，一位老大爷拿着一张面额100元的残币找杜喜兑换。杜喜一看，是张假币，便问大爷怎么来的。大爷说：“卖粮食钱。”
望着这位老人，杜喜怎么也不忍心告诉他假币要被没收的事实，他还是像往常一样从自己钱包里掏出一张崭新的100元钞票，换下老大爷手中的这张假币。
曾有人把人生比作一架天平，把事业和家庭比作天平两边的砝码，人们都在追求一种最佳的平衡。杜喜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他一直都没找到这个最佳平衡点。在他这里，工作永远都比家庭重要得多。
杜喜和妻子张丽波结婚20多年，一家人聚少离多，从未有过外出旅游。杜喜曾几次许诺，要带母亲和妻子走出大山，到兰州、西安等地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屡屡许诺，却一直未能兑现。
2008年5月14日，杜喜母亲去世。受“5·12”汶川大地震影响，陇南受灾严重，杜喜当时忙于行里指挥和参与抗震救灾，没能赶回家，见上母亲最后一面。作为唯一的儿子，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杜喜喜欢音乐，擅长书法绘画，在家人和同事眼里，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前些年，每年春节前，他都自己撰写对联，闲暇时练练书法或画画。后来，一直忙于工作，无暇顾及。
在女儿杜丽记忆中，父亲是个只顾工作不顾家的人，她和弟弟一直都是母亲在照顾，父亲很少过问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当她被招聘到父亲曾工作过的西和县支行上班的第一天，却收到父亲短信：“孩子，一定要好好干，在农行成为有用的人。”杜丽一直珍藏着这条短信。
“感到特别累，特别不舒服。”去世前几天，杜喜曾给妻子打过一次电话。
妻子一听非常着急，说要去单位照顾他几天，陪他到临近的天水市医院检查检查。杜喜听后，连连推辞：“最近实在太忙了，等忙完这段再说吧。你别来，来了我也顾不上。”
电话临了，杜喜对妻子说：“你千万别担心。”没有想到，这竟成了最后遗言。
说起这些，杜喜妻子和女儿忍不住相拥而泣。
言者戚戚然，闻者泪潸潸！
杜喜家人相拥而泣之际，远处的大山肃立着，脚下的沟壑沉寂着，头顶的苍天也在默哀着。可隐约中，有一种力量、有一种胸怀，像大山一样厚重、像山泉一样清澈、像苍天一样高阔。
那，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品质、是大山深处一座不朽的丰碑！
（张小菊 文思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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