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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深入武汉、广州、南京三地，通过对134名房地产开发商调查发现，行贿档次分明。开发商在心里形成好处费的价目表，通常科级干部5000元~1万元，处级干部2万元~3万元，局级干部则需要5万元或以上。调查结果并未发现法律因素对开发商行贿有显著影响。（《南方都市报》12月17日）
如果开发商果真要拿出“两成”利润来摆平权力部门，那么，房奴身上的十块钱压力就有“两元”来自腐败成本。尽管这个数字与基尼系数一样，注定难有精确的权威表达，但横亘在房价上的“权力成本”，早已是不争的共识：新华社曾连发6篇聚焦房价的“新华时评”，痛批土地财政以及楼市腐败；而网上曾流传的一份《行贿日记》，更是将房地产企业在许可与审批中遭遇的“雁过拔毛式”威逼利诱鲜活再现。
房地产中的腐败成本高企，离不开两个前提：一是房地产行业不仅劳动密集，更是资金密集。审批或者备案，拖一天都是成本惊人，哪个老板都耗不起。二是在商品房开发链条上，所涉部门庞杂，既有规划、国土、建设，还有房管、工商、税收，甚至交通、环保、卫生防疫、消防、地质勘探、园林、人防等众多机构，自由裁量的环节很多。“唐僧”只有一个，“吃”的妖精太多，“取经”的成本自然就高上去了。
分析房价中的腐败成本，除了数字纠结，也许意义并不大。真正值得反思的，是以房地产开发为指向的“营商环境”。腐败之所以成为“摆平成本”，且能逃脱法律或规则的制裁，起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行政干预已经超越了“市场自治”。在近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廉政制度创新学术研讨会上，一篇《土地市场中开发商行贿与政府干预的量化关系》报告得出结论：开发商行贿与政府干预正向相关，即政府的干预越多，开发商行贿越多。资源配置和机会授予权丛生，管制过多，也意味着寻租概率过大。二是审批或立项等环节自由裁量过大，“合法伤害权”比比皆是。合格还是不合格、过关还是不过关、钱多收还是少收，在这些关键性考量上，公共服务者反倒成为“恩惠施舍者”，于是，开发商在公权面前也成了弱者，既担心随时扔过来的“小鞋”，又指望相关部门在面积、绿化等诸多层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想想：房地产商对于地方部门来说，基本还算是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土地财政喜欢、城市化进程喜欢，他们的境遇尚且如此——那些规模或效益都远不及房地产商的小微企业，又会在市场的波诡云谲中遭逢怎样的“公共嘴脸”？
关注房地产商的“摆平成本”，不仅仅指向房奴的物质负担。不难想见，在商品房价格成本内的权力魅影，一定也会在其他领域或明或暗地“闪回”。提及营商环境，我们总会说起香港地区：香港过去几十年的营商经验被赞为“良好经济政策的持久样板”。无论是高富帅还是穷小子，当老板的程序一样公平而便捷，与官员交往过密的，反倒会引来廉署“青睐”。因此，创业才成为一种“享受”，用商人的话说，“这里的营商环境很单纯很单纯很单纯，非常规范。”再加一句，“还不用请吃饭。”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动摇”。结合香港的经验看，最好的调控，也许不只在于限购云云，还原一个干净清爽的营商环境，可能更为根本。
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