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我们的家庭文化

    如果说，激进革命曾使现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呈现了二元化的断裂，一边到外间接受风暴的洗礼，一边还在家中保守最后的亲情，那么，这种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登峰造极的浩劫时期，就更加无情碾碎了家庭这个传统文化的最后细胞。骨肉之间的反目、父子之间的成仇、夫妻之间的离间，曾被当做“先进”的事迹，被大肆鼓励和高调宣扬。

    作为残酷的报应，如今充盈到耳际的各种消息，无论是从公而言，还是就私而论，上至政经大事、下至家务小事，如果能看得透彻些，就全都凸显了家庭文化的败坏与缺失。这个最小的社会细胞，已不再能为创造性转化的进程，提供足够的文化支持。也只有到这时候，人们才有可能省悟到，把“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起来，有多么短视与荒唐。

    我们辛辛苦苦建造和维系的家庭，究竟应当传给后代什么？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的家庭虽已不是原样的传统社会单位，因为它们在“全能社会”中受到很大的削弱，然而它们在那个原始积累的阶段，仍起到了基本的经济纽带作用。在这种建筑于血缘上的社会单位内部，毕竟交易成本最小，而相互信赖最大。

    然而，一旦亲密合作的收益来到了，那么由于家庭文化的残缺，事情就已经在走向反面了，而且还完全可以预见：从现在开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文化上的缺失，会形成更加尖锐的挑战。

    各种各样的信息，向我们呈现出了这样的局面：所谓富二代、官二代等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更不要讲，很快就还会有“富三代”、“官三代”的问题刺眼地凸显出来。一个家庭的起点越高，怎么反而对下一代的人格成长，构成了公认的和普遍的障碍？由此暴露了严重的社会病症。

    这迫使我们去仔细思考：我们辛辛苦苦建造和维系的家庭，究竟应当传给后代什么？其实说来说去，也无非就是四种排列组合：

    其一，除了赤贫，什么都不能传承给后代。如果是那样的话，情况当然会比较被动，因为孩子的起点会很低，什么都只能靠自己打拼，大获成功的几率相当微小，充其量是慢慢向上流动，给再下一代创造机会和充当阶梯。

    其二，不过，也许人们未曾想到的是，相形之下或许更坏的反倒是，只传给后代以身外之物。这个起点看似颇高，身在其中者还会被认作幸运儿，然而，由于终点往往可怜或可悲，有时甚至比前一种的危险更大。对此，我们只要把分别来自中国和西方的两句谚语叠加起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方面是，“富不过三代”；另一方面则是，“当过帝王，方知当百姓之不易”！

    更不要说，家族给后代留下了过多和过于笃定，也会让下一代无法获得基本的自由。法国哲学家萨特，基于其强调个体存在的现代意识，就曾非常独特地描绘出此类问题。他在小说《一个企业主的童年》中写道：

    有一次散步回来，爸爸把吕西安抱在膝盖上，对他解释什么是头头。吕西安很想知道爸爸在工厂里是怎样和工人们讲话的，于是爸爸便告诉他应该怎么办，他的嗓音也完全变了。“我是不是也会成为一个头头？”吕西安问。“当然喽，我的小乖乖，正因如此我才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那我将指挥谁呢？”“我死以后，你将成为我工厂的老板，你将要指挥我的那些工人。”“可是他们也要死的。”“那你就指挥他们的孩子。你得学会让人服从和让人爱戴。”“我怎样才能让人爱戴呢，爸爸？”爸爸想了想说：“首先你必须记住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吕西安深受感动。当工头莫雷尔的儿子来家里报告他父亲的两个手指被轧掉时，吕西安同他既严肃又和蔼地谈了话，两眼直盯着他的眼睛，并且直呼他莫雷尔。妈妈说她为自己有一个如此善良，如此富有同情心的儿子感到骄傲。

    而研究萨特小说的学者，则就此分析道：

    中篇小说《一个企业主的童年》涉及重大的哲学命题：人是什么？来到世上干什么？吕西安作为企业主的继承人，前程早已由家庭为他安排妥当。但他自己不清楚自己是谁，该怎样生活，怎样决定自己的命运。他年幼时，按照家人给“乖孩子”制定的行为规范而行动，让他感到与演戏没什么差别。进入少年时期，他开始探索自我：我是谁？……经过长期努力，他摆脱了恋母情结、同性诱惑、胆怯怕事等，但始终无法为自己界定。他觉得真正的吕西安并不存在，只有一具白生生的、徬徨无主的行尸走肉。“我是什么呢？”勒莫尔当的评语也不合适。他说，吕西安到头来变得像“一块明胶状透明物”。（沈志明：《萨特文集·小说卷导言》）

    更不要说，印度的拉吉夫·甘地和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原本都是志不在当这种“头头”的，他们一个当过飞行员，一个当过牙医，其实也都活得好好的。然而，终于都为了自己家族的使命，而勉为其难地背负起政治的责任，到头来作为短命的或不成功的政治家，上演了令人嘘唏的悲剧。

    其三，相对而言，主要是向后代传授了文化素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虽然也要吃些苦头，但相比起来，却绝没有前者那么危险。比如：著名的绍兴周家、无锡钱家、义宁陈家，都主要是传递了这种家风。由此，在过去的历史中，就有了许多家学渊源的学者，他们在精神上相对富有，由此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就有着更令人羡慕的起点。

    在“文革”浩劫之余，我本人什么遗产都没有得到过，只承接了父母的文化或个性倾向，可在人生的道路上，只要社会开始允许向上流动，自己却并未因为这一点，而感到过多大的窘迫与限制。正因此，我才会在父母的碑文上，写下“先考才高，先妣德馨，铸我风骨，永锡祚胤”的字句。由此就更想起，林则徐当年的书房里，还曾挂着这么一副对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说得多好啊！

    其四，同时铺垫出精神和物质基础，让后代在一个较为均衡的平台上，进行较为从容和宽广的发展。这个选项相对而言，肯定是最符合大多数家长的愿望，尽管即使做到了这些，也可能产生新的苦恼——特别是，一旦被上代看好的、视作家族使命的个人前景，并不为下代所认同的时候，那么过多的家业，或过于辉煌的家学渊源，反而会被视作负担或累赘。

    只有在忧患意识起作用时，一个家族才有可能谈得上继续传承

    坦白而言，即使把上述两种条件，全都努力地往下传递，也不会有永续的家业，那只是人们的善良愿望罢了。凡有成者必然有毁，就像个体的生命总会终结一样，任何家族的历史，也总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偶然性，来打断其本身一厢情愿的、希望无穷延伸的进程。

    曾国藩说过，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勤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然而即使是十代八代，也仍属历史中的一个瞬间。

    正是因为这样，在古今中外的作家笔下，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讲的都是诸如此类的惨烈故事。也正是出于这种悲剧的意识，那些数不清的红蚂蚁们，才会从马尔克斯的笔下，传来对于人类文明的一刻不停的剥蚀与吞噬声……

    唯其如此，以往的孔府才曾独享过这样的珍贵骄傲：任何帝王家——无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只能传承一个王朝，而不会享有永续的江山，唯独出了圣人的孔门，才堪称“万世一系”。只可惜，后来在西方的强烈碰撞下，竟然连孔门也被毁弃了。当然，看看最近来自民间的“国学热”，就会知道对于孔子的尊敬，仍然会不断地延续下去；倒是当年嚷嚷着要“批林批孔”的家族，其威望与名声反而岌岌可危，往往沦为公众的笑柄。

    无论如何，只有在上述忧患意识还起作用时，一个家族才有可能谈得上继续传承。所以，孟子讲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那绝对是至理名言——对于一个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家族是这样，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甚至对于全体人类，也同样是这样。

    在中国文明中，家庭的文化功能尤为重大

    所有的文明都不约而同地把“家庭”这个基本社会组织，当做了最小的文化单位，并且基于这个最小的社会细胞，发展出了更为复杂的机构与形态。这显然反映出，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家庭，至少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具有普适性的社会价值。也就是说，尽管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变体，但是从宏观的视角来看，作为社会组织的家庭，却是经过了千百万年的试错，应着共通的人性与社会需要，而并无例外地逐渐创化出来的。

    当然，在各自不同的人类学语境中，受特定路径依赖的制约，各个文明在不同时间阶段的家庭组织，又显示出相当的“同中之异”。尤其是在中国文明中，家庭的文化功能还尤为重大。因为，这个文明的主导性价值学说即儒学，曾经把家庭这个最小的社会单位，当成了培植与操演仁爱之心的最初场所，从而就当做了体现全部社会价值的基点。

    为了强调这种基于家庭亲情的价值，儒家往往会告诫社会成员说，只要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么，个人的善良天性就会自动得到启迪和滋养，而社会也就会自动得到和谐的生机。尽管后来历史的事实证明，情况并不如此简单，也还会有各种例外的情况发生，然而这种说法作为一种精巧的道德暗示，还是有效地制造出了人们的文化前理解。

    这是中华文明得以赓续繁衍的关键！由此也就在数千年中，形成了非常丰富的家庭文化传统，表现为作为文明常态现象的“耕读传家”的世系、“富而好礼”的名门等。跟“五四”时代的偏激指责相反，有幸在这种正常文明环境中过活的人们，才是真正的有福了：他们在这样的安乐窝中，既操演了最为严整的礼仪，又体验了最为丰富的人情；由此他们的教育就最有保障，从而对自己的前途也最有把握。怪不得古人要说，“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教育方式通常总是成功的。孩子们不断长大，毫无困难地适应了家庭环境。他们早在少年时代就被纳入到对共同生活所应尽的义务中，对此他们也自愿接受。人们可能常常看到，那些自己几乎还走不太稳的孩子，却已经在照看比自己更小的兄弟姐妹了，从很小就已经在接替父母的某些工作了。家庭亲情就是这样自发产生的，可以说是崇高的，乃至在中国抒情诗中，除了像欧洲常见的那种爱情诗之外，还有表达深切而真挚的父子或兄弟之爱的诗歌，这种感情丝毫不亚于欧洲人至多对心上人才有的爱慕之情，整个生活中都充满了这种依恋之情。为了养家糊口，中国人不得已才到远方旅行，但他的心总是牵挂着自己的家庭和故乡。一旦挣到钱后，他便毫不耽搁地频频花钱买各种礼物寄回家。最后，当他攒够了养家的钱，便返回家乡，不管他去的是南洋群岛还是加利福尼亚，结果都一样。如果他在活着时未能回家，那么他至少会做好安排，让自己的遗体在故乡土地上得到一片小小的墓地。（卫礼贤：《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蒋锐译）

    我曾访问过太湖中的半岛——东山，在那里见识了王鏊所传承的家风。此人生前号称“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他作为普通官僚的后代，经由科举高中而入朝为官，却能在险象环生的明代政治中，激流勇退而荫佑子孙；甚至直到近世，这个东山王家仍因重视子孙的教育，退可以确保家族成员的知书达礼，进可以跟科举制度去构成良性互动，从而保持着家族的绵延与兴旺。这绝对是需要大智慧的，只可惜此间所暗含的智慧内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不然我们至少还会保有更多的文化基点。

    还必须提到，尽管那的确是“特殊主义”的，却又不可否认，中国文化的底气和厚度，大多都保藏在这些传统的世家中。出身于这样的家族，当然更会讲究地“穿衣吃饭”，不过这种“家学渊源”的教养，却更表现在对高雅文化的传承中。反之亦然，一旦荡平了这样的世家望族，自然会使社会更加平均化；然而在这种平均化的过程中，全社会最精致深厚的文化阶层，也会令人惋惜地化为乌有，使整个文明都趋于“粗鄙化”。

    更加重要的是，从生存价值的角度来讲，儒家进一步认为，家庭和家族作为一个放大的、延续的自我，可以缓解和释放个体对于自身死亡的焦虑，而绝不会心存“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的妄念。换句话说，只要基于骨肉基础的家庭还存在，那么，死亡所带来的人生有限性，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超越——哪怕这种超越仍然难免是有限的，但它仍会带来相当积极的文化成果。

    儒学还非常有道理地认为，人生的快乐不仅在于个人，而且在于人际或人与人之间，于是当然也蕴含于家庭之中。所谓的“吾与点也”，所谓的“孔颜乐处”，都含有这个意味。所谓的“每逢佳节倍思亲”，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反过来说，一旦失去了这种庇护的安乐窝，个人就会变成孤独的个体，罹患癌症的几率就会增加很多。

    整个社会肌体的萎靡，实则是从家庭细胞开始衰弱的

    只可惜，自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以来，从重新解释的《红楼梦》，到膜拜西风的《家》《春》《秋》，由于受到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冲击，中国社会中压倒性的意识形态，都是在申诉家庭、特别是大家族的负面效应。

    由于这种最基层的社会细胞，已经受到了巨大的致命伤，中国人便误把所谓“易卜生主义”，当成代表先进文化的观念——从此以后，他们都开始变成失去高层价值理性控制的杨朱，就像中国老话所讽刺的，开始“一个人吃饱，一家人都不饿”了。

    而此后的继续革命，则在不断去扩大这种破坏作用。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怀默霆，曾在《中国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尽管同属于“五四”之后，但由于革命文化的进一步剥蚀，中国大陆的家庭规模与功能，就远比当今台湾的家庭规模与功能更差，尽管后者的现代化程度相形更高。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不顾一切的独生子女政策，尽管可以使得经济数字显得好看，也使得自然生态的压力略微减缓，却在文化生态上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甚至，就连大量用来指称亲属的细致汉语词汇，都已经开始被淘汰了，而这原本是中国文化最精微的部分，就像法国人对红酒所拥有的精微的味觉。

    可惜在实际上，没有家庭作为支撑的社会，没有亲情滋养的人际，将会祸害无穷。在当今的社会成员之间，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这是大家公认的、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过，也许大家还没有想到，整个社会肌体的这种萎靡，实则是从家庭细胞开始衰弱的。也就是说，只有基于反面的惨痛教训，来重新体会儒家的教诲，才会看破当今社会的困局。

    儒家借家庭单位而施行的德性教育，其目标绝不是自私小人

    如果基于上面的论述，那么沿着我本人的生活体验，也沿着儒家的思想原则，就首先应当从思想上澄清：对于家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其所以要展开学术性研究，并不应当是出于自私的目的，哪怕这种自私的动机稍有扩大，是指若干个共享同一血缘的“自我”。

    尽管往往被歪曲为“特殊主义”的，可儒家借家庭单位而施行的德性教育，其目标从来都指向谦谦君子，而绝不是自私小人。在这方面，应当重申我本人的下述论点：

    “尽管在中西对比的框架下，曾被庸俗归约成‘家庭哲学’，然而说到底，儒学的眼界却决不固执于家庭。相反，《大学》中这个层层外推的同心圆，倒是最为昭然无疑地揭示出——在人格境界渐次拓宽的应然顺序中，家庭之于修身的意义，也会不断地有所转移：若能通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外推过程，顺利获得对于较大共同体的关切，在家庭中焕发蒙养的亲情，固然可以构成推动‘仁者爱人’的道德实践的心理动机；不过，要是因为什么缘故，不能把心胸顺利拓宽到更大的生命群体，那么即便是甚为儒家推重的孝悌之情，照样有可能反而成为人格成长的障碍。” （刘东：《个人认同与人格境界》）

    再联系到我在美国爱默思学院（Amherst College）的亲身经验，又会发现即使在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必须受到平权法案的平衡和制约。否则，由高昂教育成本所造成的艰难知识鸿沟、以及由这种知识鸿沟所造成的巨大社会裂缝，就终将使人们一步步地滑向深渊。所以反讽的是，一旦坠入了这种玉石俱焚的总体灾难，那么即使是最自私的人也会深悔：他当年过于吝啬的自利行径，其实根本算不上是聪明的自保。

    此外，保障相当程度的社会流动，也属于一个社会“是否文明”的标志。而在中国历史中，早在科举制形成的隋唐以后，门阀士族就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那当然是符合人性的历史进步。在这个意义上，跟“五四”时期的胡乱批判相反，正由于对个人才能与努力的肯定，中国文明在所有的前现代社会中，才是社会流动性最大的、从而最贴近人性的文明。

    可惜，到了如此暴富的今天，我们痛心地看到，来自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孩子，或者出身贫贱寒微的孩子，却反而越来越受其出身的制约了。这种在社会流动性的反向指标，绝对是在大开历史倒车，绝对有违人性的基本标准，也肯定会带来空前危险的灾难！

    实际上，此中的真正关键，还并不在于在现实中是否存在着这种不平等，而在于从理论上能否坐视这种不平等。正因为这样，就必须提出非常诚坦的告诫：我们研究家庭和家族，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公德和公共文化，而并非只是为了满足某个最小社会单位的自私之心。

    当然，一定程度的自卫和自保，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那是人类个体生存的先决条件；然而又必须记住，恰恰是那种赤裸裸的自私，如果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反而是最不能自卫和自保的。正如庄子所说——“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庄子内篇：齐物论》）

    早在1921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就曾对他的中国听众说过：

    中国人的爱家心是强烈的，爱国心却是淡薄的。所以，政治社会方都陷于沉痼的状态之中。我以为中国最紧急地需要的，是自动的爱国心之发展，发展于受过教育而且足为人民表率者中，尤为紧要。……假如你们欲保持你们的独立，必须把那对于家族的爱忱，移到国家上面去。家族的团体太狭，不足以适应现代的需要。一个种族，若只图扶助家族，像中国人扶助得那般热烈，那么，就不能发达对于公共事业上的忠诚和热心。近代的国民，不能发达这种忠诚和热心，是难望兴旺的。（姜继为 编：《哲学盛宴：罗素在华十大讲演》）

    无论你自己的家庭怎么重要，它的内涵也不能无限地膨胀

    由此而辩证地看，“家族传承”这样一个念头，既可以是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也可以是全无责任感的，既可以是纯属自私的行为，也可以是出于公心的活动。也就是说，人们完全有可能在谨慎的平衡与制约之下，在一个合理的限度之内，像小心翼翼地维护其他必要的社会单位如社群、民族一样，去充满爱心地来呵护作为基本社会单位的家庭。

    此中关键就在于，一定要让家庭这个社会单位，跟其他的社会单位，保持一种良性的互动、平衡和比例，从而既保证自己家庭的和谐，又保证整个社会的和谐。在这个意义上，就可以跟着再发挥一句：其实“家族传承”这样的想法，既可以是很有文化意蕴的，也可以是毫无文化可言的。

    而社会所希望达到的“和谐”，也绝不是建立在噤口不言上，而是要建立在社会成员的诚心“互馈”上。我们的先人早就看到了这些，因为那几乎可以算是一种社会“本能”：

    曾子曰：“敢问何谓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此之谓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则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人于己，然后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男悫而女贞。六者教之致也，布诸天下四方而不窕，纳诸寻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礼，立之以义，行之以顺，则民之弃恶如汤之灌雪焉。”

    夫温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逊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

    公曰：“何谓贤人？”孔子曰：“所谓贤人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孔子家语》）

    必须记得，尽管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可它又是最微小的社会单位。正因为这样，无论你自己的家庭怎么重要，它的内涵也不能无限地膨胀。如果某个家庭盖过了社群，就使得社群里的其他姓氏，乃至出了五服的本姓后裔，都成为事实上的“家奴”；进一步说，如果某个家庭盖过了国家，则国家就沦为“家天下”，就成了专制主义的代名词。

    更进一步说，我们就此所付出的心力，还不光要维持人际之间的和谐，包括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和谐，还要让我们的家庭，去协同其他的社会细胞，一起维持它们跟自然之间的和谐——而这就要涉及晚近兴起的动物伦理和生态伦理了！也就是说，即使在家庭这个最小的社会单位，也必须具备“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道心，也必须培育“廓然大公”的德性。

    唯其如此，对于家族文化的重新与重建，才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才谈得上是从社会细胞的水平上，最终恢复和强化固有的文明肌体，从而让我们的社会，重新步入良性和永续的发展轨道。

    最后，还想再来发挥这样的畅想：作为传统文化的有机部分，一旦中国独特的家庭文化，能够创造性地重建与发挥，那么就存在这样的可能：它无论作为生活单位，还是作为生产单位，无论是作为血缘关系，还是作为协作企业，都有可能在现代性的激发下，焕发出新的制度灵活性，从而创造出迥然不同于当今华尔街的中国企业文化。也就是说，它也许会不再鼓励短期行为，从而更加注重长线投资和珍惜宝贵资源，它也许会不再产生纯粹的食利者阶层，从而号召共同操劳、坚守和承当，从而真正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之路来。

    果然能做到这些，则我们将要进行的家庭文化研究，便无论怎么去高度评价，也都并不过分。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国学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