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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强则国强，这是100年前梁启超提出来的；100年后，它的意义更深远。我们的国家强了，而我们的少年没有强，我们的青少年体质没有强，这也是我们各级政府部门应该高度重视的。”12月18日，在由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与中国青年报社共同主办的“少年强则国强——加强中小学校体育工作座谈会”上，北京市教委体卫艺处处长王东江如是说。
座谈会上，来自全国各地中小学的校长、老师和学生对学校体育工作抛出了一系列问题：在不断修建大型体育场馆的同时，校园体育场地却愈见紧缩；教师总体编制在增加，体育教师的任务却越来越繁重；家长的溺爱，养成了独生子女“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体质和骄娇二气；繁重的课业，压抑了孩子对体育兴趣的追求，对于安全问题的恐惧，则束缚了学校放开体育锻炼的手脚。
在重重阻碍下，学校体育正力求突围。“这个突破口，就是评价体系。”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表示。
“螺蛳壳里做道场”
“相信很多教师都有这样的困惑：两三千个孩子在狭窄的操场上做操，连做转体运动都能打到对方的手。”云南省教育厅体卫艺处的李华海老师说，在云南，小学的体育场地、设施达标率只有27%。2008年汶川地震后，国家对灾区投入了大量教育经费，但大多花在了建宿舍、教室上，而对于青少年同样重要的体育场地建设却未被重视。
李华海感叹，各大城市都在争相建设、翻新大型运动场馆，与之对应的却是学校体育场地的越来越狭小，“踢一场足球场租费要上千元，这不成了奢侈运动了吗？”
北京市五中分校的体育教师郄朝晖也为学校有限的体育场地着急。“足球作为三大球之一、世界第一运动，我们却只能踢软式足球。”这所位于闹市区的初中有1600多名学生，老校区只有两块标准篮球场，一个140米跑道的体育场，新校区只有一块标准篮球场和一个130米跑道的运动场。
张弦是北京市金台书院小学的校长，这所位于北京二环、天坛旁边的学校周边都是小胡同，连一个操场都没有，冬天在带学生跑步之前，体育教师要先把操场边的积雪推开。由于学校条件不足，老师压力大，2008年前，学校的体育老师都走了，去了条件更好的学校。
合肥市第十九中学校长汪晓军也为缺体育教师发愁，该校每星期上三节体育课的要求都达不到。学校组织了不少体育社团，却没有指导老师，只能动用其他学科的教师来指导。但他继而发现，现在中青年教师本身的体育技能也不容乐观，学校有88名45岁以下的教师，却连一个排球队都组不起来，只能抽调45岁左右的老师参加。
“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中小学的学生数量在增多，而学校的体育设施缺乏、场地缺乏，谈何体育课和体育活动？”李华海觉得，面对城市化的进程，教育部门、体育部门、发改委必须联合起来，提前做准备，加强校园体育场地建设，否则，随着土地价格的增长，还会付出更高的成本。
兴趣与现实总是冲突不断
“为什么退出棒球队了呢？”王登峰问北京玉桃园小学五年级学生“小眼镜儿男生”付睿安。
“其实我也挺喜欢打棒球的，但是奶奶说学习更重要。”付睿安解释，三年级时他参加了棒球队，训练时间是课后的3点半到6点，但一年前父母给他请了个英语家教，学三一口语，就没时间打棒球了。由于学习任务繁重，付睿安经常一边跑步，一边戴着耳机听英语、背单词。
“你如果继续打棒球，肯定不会戴上眼镜的。”王登峰说。
同为玉桃园小学学生的王斯雨也觉得，很多同学喜欢踢足球、跳大摇绳，但是周末都要上奥数班、作文班、兴趣班。
玉桃园小学校长李颖说，即使学校留的作业不多，但各种辅导班成了家长给孩子留的“无形作业”，孩子连各种班都应付不过来，根本没有时间去操场跑步和打球。
很多教师还发现，学生的兴趣点，也与学校开展的体育项目不尽一致。
王东江说，很多孩子对广播操不感兴趣，做操的时候用力不够，运动强度不够，只是比划一下，要在广播操上进行创新，才能让孩子喜欢。
“玩是孩子的天性，但是他们现在不会玩，没有时间玩，而且对规范的体育运动兴趣不是太大。”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小学校长王念强觉得，要发展学校体育，首先得教育孩子会玩。
在如何教育孩子“玩”上，各个学校都在进行自己的探索。
在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第八小学，跳绳活动曾经一直不受学生欢迎。有一次在沈阳北陵公园广场上，校长冯如刚看到一群人跟着动感十足的音乐在跳绳，跳得特别起劲儿，于是灵感突发，将花样音乐跳绳拿到学校去实践，结果反响很好。
这引发了他的思考：我们的体育项目怎么选择，怎么能从孩子的兴趣出发，从他们的终身锻炼习惯出发？于是，学校开始变着法吸引学生对体育项目的注意力，从学生中挑选花样跳绳的“代言人”，还经常举行自创花样比赛，把视频发到网上，用孩子的名字命名，吸引孩子为做“小明星”而努力。
江南Style的骑马舞，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步等时尚元素，也被融入到一些学校的自编操中。
体育专项选修课的设置，也是吸引学生的方式。上海市川沙中学作为上海市两个试点学校之一，正在与上海大学合作，探索高中体育的专项化。副校长邱永飞介绍，这项改革在整个高中三年中推出十几个选修项目，让学生从中选一到两个进行学习，便于终身锻炼。
独生子女得去“包裹”
李颖觉得，由于活动时间太少，学生的身体协调性能越来越差，“不能磕”，缺乏最起码的自我保护能力。
“这是因为孩子在出生几个月的时候爬得太少，我们的家长、社会有意识地给孩子提供锻炼的机会和场合都比较少。”针对孩子“不能磕”的问题，首都体育学院副教授刘海元说，人的基本生存能力和运动能力都在萎缩、退化，发达地区的一些孩子会走路了就直接坐汽车，对外界变化没有免疫力；平时吃山珍海味，穿名牌高档服装，却只能是败絮其中——身体里存下了疾病隐患。
“人首先是物理的人，要有肌肉、骨骼，肌肉无力、血流不畅、运动机会少导致思维狭隘，生理问题导致心理问题。体育锻炼的好处太多了，运动中的体验、开阔的视野、人与人的交往，人对挫折的挑战……为什么现在的青少年心理问题增多？因为心理是建立在身体之上的，不经过运动训练的人，思想上容易只有一条路，动不动就会钻牛角尖。”刘海元说。
北京市西城区育才学校副校长刘树棣说，有的学生跑完100米，往地下一坐就骨折了，原因就是饮食结构不合理、大量饮用碳酸饮料造成的钙质流失。
在座谈会上，王东江呼吁对独生子女国策下的人才培养进行战略研究，他认为，对于现在独生子女暴露出来的一些优点和缺点，都研究得很不够。
“今天孩子的聪明，知识面和视野是他们的强项，但是由于家长溺爱而导致的骄娇二气，是他们的弱势。” 北京市五中分校校长杨春林觉得，要将体育锻炼的强度和满足孩子的兴趣结合起来，不能单纯为了开心，还要锻炼孩子吃苦的精神。“要正确理解什么叫做兴趣。光是带着孩子去玩，或者仅变成一种娱乐，那就不叫体育锻炼，体育锻炼练的是体魄和精神。”
谁都“担心孩子出事儿”，独生子女家长更是如此。在层出不穷的长跑猝死事件后，不少大学和中小学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取消了长跑项目。由于害怕学生受伤，很多体操课和风险大的体育项目都被叫停。
这让李颖校长感到困惑：“一出安全事故就把这个项目取消了，那孩子的体能以后会越来越弱。”她希望能有更多的保障性政策出台，才能激励体育教师或校长开展更多的体育项目，促进孩子的体能。
“在我们学校，高低杠、双杠平时是锁起来不敢用的。”陕西省西安小学校长程弘说，学校体育工作中，安全事故处理办法对体育课的界定非常笼统、模糊，出了事故，往往让学校和体育老师负责。
在王东江看来，现在对在校学生的保险力度还很不足，一旦学生受伤，学校无形的责任太大，使得孩子的锻炼缺乏后续保障。
“我们现在行政部门也好，学校的校长也好，最怕在体育安全方面出事。”浙江省教育厅体卫处处长李建章说，因此，每次运动会和体育锻炼之前都要先讲，体育有风险、运动请谨慎，这样才能保证安全。
用评价体系“倒逼”
12月6日，教育部体卫艺司组织的各省份体卫艺处长会议上，现场抽签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最终，福建、云南、甘肃、浙江4省“中签”，成为首批即将接受体质健康数据抽测的省份。半个月后，教育部将组成30人专家团前往这4个省份，对1.2万名学生的体质健康数据进行监督抽测。
到2013年，全国所有省份都将接受抽测，并向社会公布体质健康监测结果。
在此之前，各地、各学校对于评价体系的改革也正在悄然进行。
北京大学已于日前宣布，将体质健康测试纳入2013年的自主招生考试内容；而清华大学已经连续3年将国家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纳入自主招生考核标准。
“这两所大学带了一个好头。我也希望教育部发文，要求所有的高等学校在自主招生时进行体质健康的测试。在德智体美中，我们现在基本上只是利用文化和智力来衡量这个孩子上大学的标准，很少用体育作为衡量他上大学的标准。”王东江说。
2012年，北京市政府首次将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抽测结果纳入了考核区县政府的绩效考核指标，虽然在100分的满分中只占1分，但王东江认为，这依然会起到非常大的引领作用。此前，密云县已连续6年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中排在北京市第一位，正是因为县政府把体质健康测试纳入每所学校和校长绩效的20%。
在浙江省，采用的则是用大一新生的体质健康测试来“倒逼”中学体育教学的方式，按照大一新生的体测成绩来对生源地和高中进行排序，并做成白皮书，连续3年向社会公开。公布数据后，很多市领导坐不住了，有的市委书记给市教育局局长打电话，说我们以前是省里的老大，这次相差一大截，你一定要把学生体质健康搞上去。
在云南省，2011年将中考体育分数从50分提到了100分。一名家长对李华海说，提到100分后，自己的孩子早上6点钟就起来跳绳了。“我们提出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那么怎么转变？学生体质解决不了，永远是一块短板。现在，我们学校的体育工作重要性还停留在会议上、文件上、宣传报道上！”李华海说。
学校体育工作的推动，亟待学校、家庭、行政部门和社会各界形成合力。“中国青年报是一份很有影响力、导向作用和分量的报纸，希望你们能为此作出积极的贡献。”甘肃省教育厅副厅长旦智塔在座谈会上表达了自己的期待。
本报北京12月18日电
本报记者 陈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