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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于抵达这个浮动的城市的中间，有成千上万只船、街道、小巷、商店……七点钟，我们到达了左岸。”1844年，年轻的法国海关官员于勒·埃迪尔跟随法国使团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广州，他在这年10月3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埃迪尔除了是官员，还是一位摄影师，他背着当时刚发明不久的几十公斤重的摄影器材，漫步于广州和澳门一带。于是，中国在168年前第一次留下了影像记录。
照片上，澳门氹仔口岸船只往来，但还是简易的木帆船；广州街头的男人留着长辫子，用扁担挑着大筐的蔬菜；清朝官商巨富潘仕成的豪华别墅有着巨大的石柱，水池中布满莲叶，房檐装饰着釉面陶器。“我刚在潘仕成家里度过了一天。我带来了达盖尔法照相机，整个房间里的人都跑过来。他们都抢着来拍照。”埃迪尔写道。
这批照片后来被法国摄影博物馆收藏。168年后，它们第一次回到中国——眼下，这个名为《前尘影事——最早的中国影像》摄影展，正在北京华彬艺术博物馆举办，将持续至2013年1月3日。展览共展出埃迪尔在中国拍摄的原版的达盖尔银版法照片15张和他在中国时写的日记，还有几十台个头大小不一的木质老相机。
所谓达盖尔银版法，指的是直接在镀银铜版表面曝光形成的正像照片，所以每张照片都是绝版，与后来玻璃版负像再晒印出多张正像照片的方法完全不同。中方策展人吴钢说：“我从37张照片中挑选了15张比较清晰的。这是这些照片第一次与世人见面，也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照片不可复制，每展出一次就会缩短5年寿命，即便在法国也从未公开展览。”
在为保护照片而灯光微弱的展厅内，展柜被设计成仿古的旅行箱，拉开一格格活动抽屉，里面安静地躺着照片和解说词。每个展柜外侧都印上了于勒·埃迪尔（JULES ITIER）的首字母J.I，仿佛他携着行李再次踏上古老的东方大陆。
法国驻华大使在展览开幕式上说：“埃迪尔回国之后把日记出了一本书，还将所拍照片作为插图。但当时的印刷术并不能直接把照片印到书上，于是先根据照片制作了版画，再印刷。这是西方读者第一次形象地感受到遥远的东方。”
来自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的展览志愿者王奕竹介绍：“早期摄影术的曝光时间长达十几分钟，拍摄人像时必须要在相机前一动不动，所以巴黎人拍照摆出最优美姿势的方式，是身穿华服坐在专用的椅子上，头部用隐蔽的支架固定，防止晃动。”
在展出的照片中，有一张是广州街头的普通百姓，既然当时技术并不能偷拍，那这些人就是面对着一个外国人和他的神秘机器保持了十几分钟站姿。日记证实了这种猜测：“路过的中国人自愿配合我，摆出最佳姿势。但是拍摄前需要给他们看机器内部毛玻璃上反射出来的影像。然后他们的惊叹声与欢笑声不绝于耳。”
继埃迪尔之后，法国人阿尔伯特·卡恩在1910至1920年间组织了一系列全球范围内的拍摄，其中也包括北京。本次展览也展出了这一批照片，有明十三陵、北京郊区大通桥、紫禁城北侧、东城区四合院等，20世纪初的北京在老照片上斑驳留影。
吴钢说：“也许普通人对摄影史并不感兴趣，但每个中国人都会关心自己的历史，喜欢看看中国的过去，想知道自己的爷爷的爷爷长什么模样。所以，我看到这些照片时的第一感觉是感动，然后才是惊讶。”
埃迪尔离开中国后再也未能重游，如今照片回来了，但拍摄的人、事、风景，早已不知经历了多少变迁。离别时，埃迪尔不无动容地在日记里写道：“我已准备就绪，就要出发了，几小时后我将离开天朝的海岸……帆船飘荡的一角，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这次考察让西方人大开眼界。值得庆幸的是，我这是一次投石问路，将会给后人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
本报记者 蒋肖斌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