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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1月，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0.1万亿元，同比增长8.9%；实现利润总额1.1万亿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已交税金1.7万亿元，同比增长12.8%，高出全国同期税收收入增幅3个百分点。截至11月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31.2万亿元，同比增长11.5%。
这是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近日交出的成绩单。
考虑到2012年国内外复杂艰苦的形势，中央企业有此表现“实属不易”。事实上，2012年一季度，中央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1.8%；二季度经济效益降幅还呈扩大趋势，下降16.1%。一时间黑云压城。只是到了三季度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逆转。
即便如此，这一年人们对中央企业的非议仍是不断。在某些时刻，这些非议还相当刺耳。一些中央企业的领导不禁有些郁闷：亏钱挨骂，赚钱也遭谴，我们怎么样才能令公众满意？
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能与廉。
能
2012年10月，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许成钢“炮打”中央企业，声称它们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巨大阻力。每一个企业集团都是一个部级机构，100多个这样的机构集合在一起，其利益是非常大的，压得相关领域的改革很难进行。
之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则质问，为什么有些市场只有中央企业能进入，为什么有些资源只有中央企业能开发，凭什么？他认为，国企垄断资源的后果是暴富了一批人，恶化了收入分配。“如果从根子上、从源头上就不平等，后面怎么能有收入分配的公平呢？”
人们对中央企业确实存在诸多疑问：中央企业到底干得怎么样？是不是能干得更好？中央企业的果子去哪里？有没有办法让“我”也尝一口……这些疑问虽然和那些批评有时候并非一码事儿，却无可避免地产生了共鸣。毕竟没有谁不关心一个写着自己名字的钱袋子，尤其是当这个钱袋子系在他人的腰带上时。
面对诘问，中央企业及相关方也试图给出回应。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称，中央企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国有企业改革。其中包括“抓大放小”、破产重组以及出资人制度的建立等。他还认为，在一些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比如军工、航空航天、石油勘探等，规模经济要求很高，进行技术创新和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当前还只能靠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企业。
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许保利则以石油、石化为例正面回击市场派的批评。他说，该行业市场集中度的确比较高，但绝不是没有竞争。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两家公司就在竞争。何况BP、壳牌等国际巨头也已加入“战团”。另外，石油石化的上游勘探开采环节具有行政垄断性，这是事实。但是，国家对于这类具有高度稀缺性的资源部门或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部门采取垄断经营是必要的。石油石化行业的高集中度，在全世界极为普遍。世界主要的50个石油生产国和石油消费国中，76%的国家只有一个石油公司，20%不超过3家石油公司。
他还特别强调，有必要从全球视野看待市场集中度的问题。世界上许多行业不同程度地存在大型跨国公司垄断。比如，15家棉花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棉花贸易的90%；6家铝业公司的氧化铝产量占世界一半以上；飞机制造业中，波音和空客占据全球市场90%以上。相比之下，我国企业的规模和实力差距还很大。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此前认为，很多中央企业的垄断地位的确是当年行政干预所致，不过，经过多年的发展，这种行政性垄断已经成为实力性垄断，此时再把板子打到行政性垄断就不成了。
可是，这些反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人们的疑惑，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尤其是在西方经济学泛滥、“国企低效论”渐入人心的此刻。很多人认为，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必须用更多的努力去证明自己的优越性。这些努力既包括在市场上凭借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打败对手，也包括在学术上的理论创新去争取民众的心。
廉
今年下半年，一批国企带头人的先进事迹被广泛传播：齐鲁石化总经理李安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刘敬桢，中国铁建十八局集团隧道公司副总经理孔凡成……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能力强，品格高。这正是人们对国有企业领导最低也是最高的要求。
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是全体老百姓的企业。本质上讲，它的领导人（包括员工）都是老百姓的打工仔。因此，当他们凭借努力为企业赢得利润时，必须还要管好自己的欲望之手。
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有更为普遍的担心。
2012年6月，国家审计署发布了15家中央企业的审计结果，央企违规为职工发放福利成共性，其中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最“贴心”，为职工垫资3.81亿元购房。这15家企业涉及石油、电信、汽车、煤炭、钢铁、装备制造等行业。审计发现各家企业存在决策失误、违规招标、滥发福利等问题，共87名责任人被处理（局级干部3人）。
此消息照例引起公愤。有人还重提旧事：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在职期间日均挥霍公款超4万元；国家电力公司在武汉召开内部会议，总经理高严住6万元的特大套房，午休另有8000元／天的总统套房，从家具到马桶都是专门订制……人们对“管家良心”的忧虑似乎正照进现实。
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年中，财政部会同监察部、审计署和国资委联合发布《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列出规范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的12条禁令。其中涉及超标准、豪华、高档消费；用公款支付应当由个人承担的装修、保健、商业保险、培训费等费用；转移职务消费支出；虚列费用，套取现金等行为。
随后，中央纪委监察部会同国务院国资委在京召开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座谈会。国资委主任王勇要求，中央企业要认真总结前期工作的经验做法，着力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健全管理办法，强化预算管理，完善内控机制，发挥监督合力，全面推进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工作。
不过，研究人员指出，在根本上，中央企业应该跟其所有人建立更为直接的联系，以增强所有人利益所得及监督，靠自上而下的管理以及企业家的良心是困难的。
有人建议，中央企业的领导应该在组织部门任命的基础上，界定其属于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准官员”，进而把主要行业国有投资数量、方向、成本、利润分配及其用途，作为年度各级人大会议的审议内容。同时，或者在人大常委会建立新的专司国有资本“人格化”代表职责的体制机制，或者变国资委为人大的专门委员会，是回应国民对国有经济福祉诉求，在实践层面落实国有经济作为全民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可能路径。
然而，这种干戈大动似乎在短期内难以成行，因此，有些人把希望寄托在另一个突破口上：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是舶来品，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在中国，它被赋予的含义却远超于此。在某些时刻，它甚至成为企业收入分配改革的某种暗喻。人们期待着通过这条路，找到解开“国企之结”的钥匙。
一个好消息是，国资委已经下文要求所有的中央企业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将之列为13个专项管理提升的重点之一。当然，在咧嘴笑之前，人们还需公开的评价。
本报记者 董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