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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盘点发现，在学术界，没什么比学术丑闻更能吸引眼球了，单单把教书育人、科学研究与论文抄袭、学历造假这样的词语扎堆捆在一起，其反差之大就足以让人瞠目结舌，更何况再多些跌宕起伏的情节。
2012年，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都不乏这样的事件：7月27日，陆骏因论文移花接木的抄袭手段被网友称作是“史上最牛造假者”，他的老东家北京化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随之向其关上了大门。此前一周，厦门大学医学院教授傅瑾的文凭造假事件，拉开了2012年学术不端丑闻的帷幕。国人渐渐发现，原来海外高端引进人才也不一定“信得过”；在西方，当罗马尼亚总理涉嫌论文抄袭、德国教育部部长被指博士论文剽窃之时，国外媒体上有关学术被政治绑架的言论也变得甚嚣尘上……
事实上，有关学术本身的问题，因其专业性强、艰涩难懂，很少能触动大众阅读的兴奋点，而当其与金钱、地位等沾了边，堕落为学术不端乃至学术腐败时，便会很容易登上公共舆论平台，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热点话题。而且，这样的丑闻不需多，只一两次就可让人“记住”。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每当记者与那些还未被发现造假的学术界人士探讨这些旧闻时，科研人员在痛陈不良学风的同时，总会给出个案终究是个案、不能让一两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的逻辑。在持这种观点的人看来，靠几个事件拎起来的“以点带面”并不全面，因为，“绝大多数的学术活动”并未到如此不堪之地步。
但是，一个紧接着的问题是，刨去那一两粒老鼠屎，对那些“还未到学术不端地步的绝大多数”来说，它们对中国学术界这锅汤又意味着什么呢？
来看宏观层面的最新数据。据新华社报道，2012年12月23日，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在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上介绍，我国研究开发人员总量从2002年的103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288万人，年均增长12%，居世界第一位；国际论文数量连续五年稳居世界第二位，发明专利授权数从2002年的1.56万件大幅增加到2011年的17.2万件，居世界第三位。
这是这锅汤的一面，敏感的圈内人士很快发现了另一面。“中国论文数量世界第二，质量却令人担忧”，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武夷山在其博客上刊文称，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平均每篇论文的被引用次数仍较低，在中国发表的所有论文中，有35%以上是零被引论文，也就是说，这些论文从未被引用过1次。这样的论文，加上作者本人，还有论文的评阅者，前前后后不会超过10个人看到。
英国自然出版集团执行主编Veronique Kiermer和美国《科学》杂志亚太分社主编Richard Stone在2011年访问中国期间也都不留情面地谈到，中国学者在国际权威科学杂志上的论文发表量近年来呈现激增趋势，但优秀的论文凤毛麟角。Richard Stone更是给出一个爆炸性的数据，《科学》杂志对中国论文的拒稿率高达98%。
更为严重的是，据Richard Stone了解，在这98%的论文中，不少文章又重新投递到中国国内的学术期刊上并予以发表，而这“98%”就构成了“还未到学术不端地步的绝大多数”——不会被人引用的“沉默的大多数”。
在数量接近18万的中国专利库里，也躺着一批“沉默的大多数”。一方面，在专利类别上，含金量较高的发明专利数量只占1/3左右，远远低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专利。另一方面，对于只有转化成生产力才有意义的专利而言，国家知识产权局2011年数据显示，我国专利技术转让实施率（即全国专利技术转让合同数量与全国专利授权数量之比）仅有0.29%，这与发达国家5%左右的实施率差距巨大。
论文、专利都“虚胖”了。而撑起这个身宽体胖的学术帝国的就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数”，被一些专家怒斥为“平庸的学术”，一种身处学术不端和高水平原创研究之间的不痛不痒分子。别小看了他们的破坏力——
最直接的理由，绝大多数的平庸侵占并糊弄着一大部分的科技资源。曹健林在公布论文与专利的数量之时，还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今年全国研发投入有望达到1万亿元，这意味着，我国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之所以称之为“糊弄”，在于平庸地带于绝大多数人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盲区”。不少科研人员把平庸当作一种保护伞：我不能抄袭，但我可以嚼他人吃剩下的馒头，用同样的研究方法，换个试验场地，“凑合凑合”也能攒出一篇“创新性”的论文来。一组数据可以从侧面来反映这种心态——中国科协2009年“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显示：近半数科技人员认为当前学术不端行为是普遍现象，过半数科技工作者表示确切知道自己周围的研究者有过至少一种学术不端行为，有相当比例的调查者对学术不端行为持宽容态度。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所说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术平庸也是一种造假、腐败！”
更为严重的是，学术平庸不断地侵蚀着人们心目中原本高尚的科学事业。张千帆表示，不少所谓的学者甚至“著名”学者只是把学术当作一种生存手段，对学术本身缺乏兴趣和抱负，真正像韦伯所说的把学术作为一门“职业”的人不多。而当学术沦为一种养家糊口、混日子的手段，便自然而然开始掉价，到了必须用金钱来衡量的时候，其原本最为吸引人们的科学求真精神，开始显得矫情，以至成为一种受外行讥讽的口实。
结果是，越来越多优秀的年轻人在择业时唾弃之。
遥想当年，在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改革开放初期，仍有大量的年轻人投奔科学事业，原因很简单，在他们看来，步入科学的殿堂就意味着进入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可以享受到同龄人投来羡慕赞许的眼光，他们自身享受的则是一种“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的风骨和气象。
回归学术的起点吧！回归后，就会发现，学术期刊不是大众杂志，不是编故事，平庸对于追求崇高、探索未知的科研工作而言，就是不可逾越的底线。
正如美国能源部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研究员王鸿飞所言，学术和研究领域真正可怕的不是弄虚作假和学术不端，而是不痛不痒和平庸的研究挤占更多的研究资源，使得一个本来应该追求卓越和创新的学术文化，沦为奖励平庸和争夺公共资源的竞技场。因为，学术评价的本来目的，不应是去剔除不端的学术，而应是去发现和促进高水平的原创性研究。
王鸿飞曾供职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在他看来，过去十几年中国实行的学术评价，其主要的着眼点并不是高水平和原创性的学术研究，而是在于如何保证在进行较低水平研究的同时不至于整天弄虚作假，其结果是大量研究的经费和精力被“无过错地”浪费在不痛不痒和平庸的缺乏原创和重复性的研究上。
新的一年即将来临，在学术不端乃至学术腐败难以全面遏制的现实环境中，我们或许可以将更多的关注分给那些“沉默的绝大多数”，呼吁一个更加完善的评价机制，让平庸的学术不再有市场。
引用载人航天精神中常常提到的一句话，“容不得半点差错”，或许，只有其他学术研究也能做到如此，才能迎来中国学术真正的春天。
本报记者 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