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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12年12月24日到访印度，出席了两国年度首脑会议，双方签署了10项双边协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双方达成的总价约40亿美元的军贸大单。这份大单巩固了俄罗斯作为印度最大武器出口国的地位，也为印度全球最大武器进口国的“名头”添上浓重的一笔。
国际军贸不同于一般的民品交易，它搅入了经济、军事、政治等多重因素，在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着多元的战略角色。
金钱与力量的置换媒介
尽管国际军贸在实践上具有多种功能，但它本质上属于一种商业活动，所以，买家和卖家在彼此不排斥的前提下根据交易原则各取所需，搭建金钱与军事能力之间的桥梁就是国际军贸的基本功能。
经济利益是卖家越来越现实的考虑。冷战时期，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角力下，国际军贸主要是在阵营内部进行，而且这一时期的军贸往往是以军事援助的形式进行，其主要目的是优化和增强本集团内部的整体军事实力，政治和军事的因素远远重于经济因素。
冷战结束后，国际军贸也逐渐打破了两大阵营的界限，越来越多地呈现出纯贸易的务实色彩，赔本赚吆喝的现象几乎绝迹，赚取真金白银、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成为军售方最现实的目的。以近来美国与沙特达成的总额294亿美元的军贸案为例，这项交易可以在合同期内每年为美国贡献35亿美元的高额收入，为美国提供5万多个就业岗位，为600多家供应商提供巨大商机。
在金钱利益的引导下，各军事强国纷纷把推动军售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内容。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专门成立了国家防务与贸易中心，负责“帮助美国国防工业努力在海外销售其商品和劳务”。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国务院还曾专门发文，要求各驻外使馆要“像促进农产品和药品出口那样推动军火交易”。
法国为了同美国争夺西班牙军用直升机的订单，时任总统希拉克曾亲自写信给西班牙总统套近乎。俄罗斯则在建国伊始就把冷战时期囤积下来的军火以远远低于西方同类军品的价格，几乎是不计对象的抛售，以获取经济利益。时至今日，军贸也依然是俄罗斯发展国家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而快速提升军事能力则是买家的基本动因。尽管花钱买不来军事现代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但通过军购可以在短时间内，至少是在硬件方面快速提升军事能力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从对象上来看，军购方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军事工业通常是具有高精尖技术的产业，而且国家间技术壁垒森严，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完全通过产业发展自主提升国防工业能力是一项极为艰难而漫长的工程。由此，借助军购引进先进装备是一项省时省力的策略。
安全战略的重要工具
在强调经济属性的同时，国际军贸又远不同于一般的民品交易，它与国家的政治军事战略紧密相连。国际军贸在安全层面具有以下功能：
一是战略保证。向某些特定对象出售军火除了获取经济利益外，往往还具有很强的政治象征意义，它体现着军售方对军购方的安全承诺和战略保证。
比如，以色列一直生存在中东强敌的包围之中，美国通过对以色列进行机制性的军售，在提升以色列军事能力的同时，也向外界展示了两国牢不可破的盟友关系，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保证。美国对台军售一直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巨大障碍，美国明知对台军售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两岸军事实力的差距，但仍然要保持对台军售，这是美国展示其在两岸关系上姿态的一种手段，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实际军事意义。
二是离岸制衡。军事大国善于向相关国家和地区出售武器装备，通过武装“敌人的敌人”来间接制衡潜在对手。2010年，美国宣布向沙特、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等海湾地区国家出售大量军火。与以往不同，以色列没有提出抗议。因为此时伊朗核问题凸显，美国意图通过增强海湾国家的军事实力来对伊朗形成遏制之势。
2011年中国与菲律宾南海争议升级时刻，美国几乎是免费地转手给菲律宾一艘“汉密尔顿”级巡逻舰，尽管该舰老旧，战斗力不强，但据此美国做出了支持一方、制衡另一方的姿态。
三是扩张影响。国际军贸无论对于军售方还是军购方都是扩大自身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军售方卖出的武器所含价值通常不仅仅是设备本身，它还包含了后续的技术、原件等跟进式的保障要素，甚至一些战术、战法等军事思想也都会以武器为中介进行流动，军售方通过输出武器来对目标区域施加影响也就不足为奇。
美国和俄罗斯历来都在争抢印度这块肥美的军火市场，除了经济考量，增强自身在南亚的影响力和存在感也是美俄“不能说出的秘密”。近来，美国不断加大对非洲军火市场的开拓，辐射影响力也是重要动机之一。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就是，美国在出售军火的同时往往会对非洲军购国附加诸如提供军事基地，保持在其领土的飞越权、码头停靠权等条件。
由于军贸本身有着较强的敏感性，能够产生极大的眼球效应，军购方在强化本国军事实力的同时，可以借助军购的舆论膨化效应，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并对相关国家形成威慑。有学者指出，现在的每一笔军火交易基本都会成为交易双方热情向世界推介的“媒介事件”，“羞答答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防务关系的调节杠杆
按照国际关系的“木桶理论”，防务关系是国家间诸多关系中“最短的一根木板”，而军贸则与这根关键之“板”关系密切。军火贸易与防务关系之间具有较强的互动性，一方面，军贸的水平和层次是衡量国家间防务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尺，另一方面，通过调整军贸的质量可以正向或负向地影响国家间防务关系。
从军售方的角度来看，由于军事大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以及整体军事实力占据优势，它们在以军贸拉动防务关系上具有一定的主导权。
美国依据防务关系的密切程度把军售对象分成多个等级，不同等级的军购对象在审查时间、装备技术层级等诸多方面会有不同的待遇。同时，美国对具有战略张力的国家则进行严密的武器封锁，并动用影响力阻止或遏制第三方对相关国家进行武器或技术出口。
军售方会借助手中掌握的主动权调控与相关国家防务关系的亲疏。2005年，美国小布什政府与巴基斯坦达成协议，向巴基斯坦出售24架F-16战机，解除了长达15年的对巴武器禁运政策，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这次军售“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美国之所以主动打破美巴武器禁运的僵局，主要目的是期望以军售换合作，夯实美巴“反恐”战略伙伴关系。
俄罗斯则通过与印度保持着极为紧密的军贸关系，有力推动了俄印军事一体化的发展，巩固和维系了两国间的传统关系。而通过向伊朗和叙利亚出售武器，则保持了俄在中东地区的话语权。
从军购方的角度看，当前世界军贸市场的总体态势是供过于求，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已成趋势，一些军火大客户的话语权逐渐上升，并日益成为其调节军事关系的砝码。
印度作为世界第一大军购国向来是各大军售国的座上宾，军贸外交是印度在世界大国间纵横捭阖、左右逢源的重要原因。
2005年，在一项采购126架战机的军购动议中，印度对同时竞标的美国F-16和俄罗斯的米格-29M2都未置可否，反而对法国的幻影战机表现出浓厚兴趣。印度对法国货的青睐并非出于装备本身的考量，而是试图借助军贸在大国间搞平衡外交。
军工发展的动力与途径
冷战后，世界局势相对和平，各国军工业普遍开工不足，国际军贸在很大程度上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武器出口所能获得的巨大经济效益极大地刺激了军售国军工产业持续发展的热情，同时，以军贸养军工已经成为大多数军售国的共识。
美国克林顿政府认为，常规武器贸易活动，可以支持一个强大的、可持续发展的国防工业基础，是保证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问题。法国则把军火出口明确为一项基本国策，戴高乐曾把军火出口视为补偿昂贵武器研究发展费用的唯一途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1500多家军工企业，500多万军工产业工人在需求减少和资金匮乏的双重压力下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俄罗斯通过大力增加武器出口实现了产业自救，随后又把出口武器所得资金的60%用于开发新型武器和发展军事综合体。军贸不仅解决了俄军工业的生存问题，而且为军工业注入了新的活力，留住了人才，促进了技术进步。
军贸也是军购国军工业发展的重要技术来源。军购国通过采购先进的武器装备，与军事强国进行了相关领域的技术交流，为发展自主装备提供了诸多参考和启发。
另一方面，由于已经认识到单纯引进装备很可能陷入受制于人的困境，军购国越来越倾向主张包括军事技术合作等补偿贸易在内的广义军贸。这样既能在根源上提高本国的军事科技水平，赢得更大的灵活性和主动权，又能巩固与相关国家的军事关系。
几年前，俄罗斯与印度达成了合作研发第五代战机的协议，合作金额高达350亿美元，这是近年来俄印两国军贸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这项军贸合作，印度可以大幅提高本国的战机制造水平，并掌控一部分核心技术，而俄罗斯则获取了资金，分散了科研风险，先占了市场，买家卖家正可谓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作者单位：解放军某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