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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最近很热，“民国范儿”也成了品评知识分子“热爱自由，寻求独立”的最高评价。然而，民国知识分子胡适、梅贻琦、梁漱溟、冯友兰等在近代史学者陈远的笔下，却落得了“负伤”之评。最近，陈远新书《负伤的知识人：民国人物评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波澜与暗流
跳出了当事人“口述历史”必然出现的感情纠葛，避开了跟随各种史说的人云亦云路数，十多年的媒体从业经历，令陈远的史学研究工作留下了浓厚的“调查”痕迹。他搜集各方原始资料，着力还原民国知识分子“原生态”，探究历史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波澜与暗流。
为什么会对民国知识分子产生研究的兴趣？陈远自述，这来源于祖父的影响。陈远的祖父在“文革”时期历遭劫难，这使陈远对这段历史十分好奇。但因在十多年前研究当代史比较困难，于是便往前追溯到了民国。
“我希望在解读那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同时，可以让我更多地理解祖父在非常时期所遭遇的苦难。”陈远说，“从旧时代到新时代，民国知识分子走过了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该书书名是其中的一篇同名文章，我觉得很贴切，就拿来用了。”
最初，陈远只是根据自己的思考对史料重新梳理。从事记者工作后，编辑常常要求文章要有别家没有的“料”。此时，他才意识到研究历史也同此理。“我的第一手材料除了档案之外，还得益于记者生涯带来的大量来自当事人的口述实录和他们提供的一些原始文字。这些年，给我讲过故事的老人们有不少已经过世。他们留下的记忆弥足珍贵。”
陈远在书中烛照了民国知识分子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刷新了人们以往对历史人物的认知。比如胡适。人人皆知胡适有“宽容比自由更重要”的名言，陈远却发现他也有“不宽容”的一面——老同学出书请胡适写推荐，照理不好推辞，但胡适却因其内容的质量不高而完全拒绝，丝毫不讲情面。
冯友兰：识时务者？
再比如冯友兰。陈寅恪曾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开头写道：“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这句话被后人引用甚多，而对于冯友兰本人的“了解之同情”似乎更是不可缺少：《负伤的知识人》中有两篇文章写冯友兰。《在学术和气节的跷跷板上》和《被辜负的爱国心》。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界之影响无人能出其右，但对一些事件的反应却被认为“缺少气节”。何兆武曾在《上学记》中评价道：“冯友兰对当权者所倡导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更多的指责是针对冯友兰在“文革”时期“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识时务”的表现。
然而，陈远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史料，发现冯友兰在“文革”中从未主动批判过谁、揭发过谁、陷害过谁。而那些将其与梁漱溟相较的人，又可曾注意到一个不容忽略的细节——梁漱溟在1949年之前曾任民盟秘书长，有着特殊的政治优势。而冯友兰是参加过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与梁漱溟显然不在一条起跑线上。
陈远写道：“那些以‘缺少气节’指责冯先生的人，可曾想过政治的冯友兰和学术的冯友兰分别坐在气节和学术的跷跷板上这一境遇背后的历史情境？历史是一面镜子，照别人的时候，首先要照一下自己。道德也是如此。”
吴晗：迷失与良心
吴晗早年作为历史学家为人熟知，他对政治并不感兴趣。转变发生在1940年。吴晗自己说：“1940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他因为生活艰难，甚至没钱治病而对现实不满，并越来越多地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但在1955年批胡适的运动中，他始终没有去批判自己早年的导师。陈远的朋友、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对此评价：“有过失误、有过迷失，但良心还在。”
这样的故事在书中很多。陈远说：“每个时代的人，面对自己的时代，都有困惑。回过头来看历史与身在局中，完全是两种处境。这也是我特别强调‘同情之理解’的原因所在。”
陈远说自己并没有刻意为历史人物“翻案”，只是按照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对这些人物做了还原。“我会考虑人物性格和性格形成的环境。‘历史的必然性’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历史也充满了偶然——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个体在不同历史情境下所作出的反应是不同的。”
《负伤的知识人》是一本历史随笔，虽然话题和故事都略嫌沉重，但陈远研究历史的乐趣“更多的是与历史人物对话，体察他们的艰辛与苦难，感受他们的光荣与理想，洞悉他们的狡黠与躲闪……这些乐趣大于‘以史为鉴’”。
“民国知识分子有着共同的气质，一是自由精神，二是极富理想。这种气质，是我极为向往的。”陈远说。虽然风流人物已被雨打风吹去，但读这本书，民国知识人的气质依稀可辨。
本报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