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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处级干部要十几二十年，东莞出一个处级干部不容易，工作中的失误要以教育为主”，在1月9日的人大代表分组讨论中，东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甄瑞潮表示，去年东莞“三打两建”打掉一批处级干部，东莞本来就在改革开放前沿，有很多东西要探索，会出现一些失误和贪污受贿等问题，但是对干部处理要把握“宽严相济”的分寸。（《南方都市报》1月10日）
一名大学毕业生一般没有个十年八年很难成为处级官员，东莞是地级市，出一名处级官员确实不易；同时，无论是改革还是探索，确实应该允许失误，正所谓“对改革者要宽容，不要随便扣帽子”，否则谁还敢改革？
但需要厘清的是，培养干部不容易，不等于就可以冠冕堂皇地庇护官员，就可以让官员理所当然地享有特权，对问题官员就要毫无底线地网开一面。现实中常听到“培养干部不容易”的论调，它流露着保护问题官员的冲动、官官相护的不良动机。去年8月，陕西省镇巴县一派出所所长携妻驾警车到云南游玩被曝光，当地政法委只作免职处理，被网友质疑后，镇巴县县委宣传部负责人居然如此回应，“考虑到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处理的时候可能轻了一点。”几年前，安徽阜阳中级人民法院出现腐败窝案，但一些行贿者花钱买的乌纱帽纹丝不动，阜阳市纪委相关负责人称，“如果大换血，将导致一些部门瘫痪，要正确把握度，毕竟培养一个干部也不容易，要给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培养官员不容易，难道就可以践踏法律法规，就可以无视公平正义？打着“培养干部不容易”的旗号，行保护问题官员之私心，这是可怕的纵容，涉嫌无原则的渎职。
正因为培养官员不容易，才更应该对官员高标准、严要求，也更应该让官员意识到有今日之地位、权力，殊为不易，从而更敬畏法律更严格自律。如果因为培养官员不容易，就过度宽容甚至纵容官员，官员收了贿赂、贪污了公款，只要数额不大就放一马；官员包二奶、养小蜜，只要没被曝光，就不予追究；官员大搞面子工程，决策失误，劳民伤财，只要没私吞工程款，就免于追究责任。这样究竟是保护官员还是坑害官员？许多蚁贪沦为巨蠹、硕鼠，不正因为风险小、未被及时叫停和处置，才一步步撑大胃口的吗？一些官员胆子越来越大，手越伸越长，从点滴的腐败变为触目惊心的大贪，最终身败名裂甚至被处以极刑，这样的教训委实不少。
真正爱护官员，就该严格监督，更应壮大媒体监督、公民监督，使官员时刻谨慎，而不至于踏入迷途。据报道，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的遗言有这么一句话，“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问题是，他在位时，媒体敢监督他吗？面对媒体监督，他会恼羞成怒吗？即便没有媒体监督，如果制度监督到位，胡长清刚有腐败苗头就被严格查办，他何至于伏法丧命？
调查显示，从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贪官的平均潜伏期在2至3年；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期，腐败潜伏期达5至6年。近年被调查的省部级干部犯罪案件中，平均潜伏期为6.31年，最长的达14年。对官员腐败零容忍，制度反腐再有力一些，贪官的潜伏期就会短一些。
官员掌握着公权力，事涉公共利益，对问题官员容忍，就是对公共利益不负责，必然伤害民众权利，还会给贪腐官员更多作恶机会。媒体日前披露，合肥“房叔”方广云在被免职６年后仍主持工作，并继续利用职权套取安置房，被新华社质疑为“合肥到底有多缺干部？”诚然，千万别因培养官员不容易就让问题官员赖在位子上，更不要认为问责官员会导致部门瘫痪而投鼠忌器。官场要有自净能力，法律尊严应该捍卫，只要严格法纪、监督有力，培养官员就会很容易，即便问题官员下去了，也能维持整个官场清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