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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老师费仲兴和数字打了一辈子交道。退休前，他又和数字较上了劲儿。
这次，他是要把一个抽象的数字变成一份具体的名单。为了这份名单，他蹬着自行车，花了6年工夫，跑遍了南京城东汤山地区100多个自然村。
登上这名单上的人都早已死去，死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在位于南京江东门街的遇难同胞纪念馆名单墙上，刻着数字“300000”，而如今官方能提供的名单，只有14000多人。
“这段历史得说清楚。”费仲兴冷冷地说。在南京炮兵学院任教期间，这位数学教授被学生们描述成“严谨得可怕”。
“南京炮校”坐落于汤山镇，是南京的“东大门”，也是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向南京进攻的最后关口。平时，费仲兴喜爱骑车在学校周围遛弯。为了回答学生对“炮校”历史的追问，这位教授有时会探访附近村庄里的老人。
2001年5月的一天，宕山村年近80岁的崔广荣对费仲兴说起，75年前的春节，“炮校”附近的村庄曾被日军放火焚烧。
费仲兴很惊讶。此前他一直认为，南京大屠杀仅发生在南京城内及长江南岸。他跑图书馆、档案馆，查找汤山镇的这一段历史，几无收获。他开始琢磨着，要寻访在世的大屠杀见证者。
对费仲兴来说，这就像是一道“证明题”，需要严密的推论过程，且和所有学术研究一样，“来不得半点虚假”。
一碗稀饭下肚，跨上自行车，费仲兴一般早上7点就从学校出发。2001年他已年近60岁，体力正在衰退，最初他制定的目标是以“炮校”为圆心，半径15公里范围内的村庄，要挨个去一遍。
遇上村民他就打听，村上是否有80岁上下的老人健在。找到人，他先核实年纪，然后便问，“还记得跑反时的事？”“跑反”就是躲避战祸，在汤山工作多年，费仲兴熟悉这里的方言。有些老人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南京大屠杀”，但说起“跑反”的经历，“他们刻在脑子里一样，清清楚楚。”费仲兴说。
“现在讲这些还有什么用呢？”一位老人曾反问他。“我要把你吃过的苦记下来，讲给我的学生听。”他答。
陆军指挥学院教员王民田曾是费仲兴的学生。在他的记忆里，“费老上课要上到每个人都明白才肯罢休”。几乎每堂课结束前，他都会站在讲台上，一遍遍地问：“谁有问题？”要是有人哪里听不懂，他就跑到宿舍去指导，直到“弄懂为止”。
最初两年，他的调查只在周末进行。 2004年退休后，只要时间和天气允许，他都会一早出发，调查的范围也逐渐扩大。
“再不搞清楚，就来不及了。”费仲兴觉得时间越来越紧迫，当年见证历史的老人，正在大批逝去，他停不下来。
早上出门，中午回家，下午把谈话记录整理好，再敲进电脑里——费仲兴严格遵照着这样的时间表。在他书柜的底层，摞着十几本笔记，翻开来看，除了密集写满行间的口述，更显眼的是间或出现的一组组人名。
“说清楚一件事，要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费仲兴扳着手指头慢慢说道，然后他竖起大拇指，重重地强调：“这几个要素中，人是核心。”
因此，人名是费仲兴最看重的事。在他看来，每个名字都曾是一个具体的生命，他要记下他们生前的样貌和临终的惨状。大部分遇难者姓名完整，但也有“小道士”、“秦大饼”这样的绰号。老人说不出完整名字的，费仲兴就在姓氏后画上圆圈。
有时，为了确认一名遇难者，他要找好几位老人独立叙述，相互印证。90岁的庞家边村民刘素珍曾目睹日军“削梨一样”屠杀了13名“跑反”者，费仲兴花了3年时间才找到他们的原籍，证实刘的口述，并获知8个姓名。
一个有价值的访问对象，费仲兴至少要谈3次，最多的要谈十几次。中国青年报江苏记者站原站长戴袁支也致力于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田野调查，根据他的描述，费仲兴习惯先让被调查者“无拘无束敞开来聊”。事实上，除了拍照和确认细节，最后他还会将整理好的材料逐字逐句读给老人听，让他们审校事实。
“做事非常认真，有毅力。”张连红评价道。2002年，这位南师大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读到费仲兴寄给他的《南京汤山日军暴行调查实录》，马上将该文推荐发表，成为“学术界第一篇揭露日军在汤山暴行”的文章。
上个世纪80年代，南京市政府曾发动全市力量，找到大量当年的大屠杀幸存者、遇难者家属进行口述回忆。但这一调查，并未将城外、郊区发生的屠杀纳入统计。
从2004年起，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先后3次立项资助费仲兴的调查。在合作开展的研究活动中，他为志愿者们做方言培训，也为暑期实践的大学生担任领队。
“手把手地教是费老的一贯作风。”王民田回忆道。
一些了解他的同事和学生也曾因钦佩和好奇跟随他走街串巷，寻访老人，但“去个一两次就不再去了”。
身边的同道来来去去，只有费仲兴仍数年坚持奔走在田野调查的路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叫“走进历史的深巷”。然而，这“深巷”中，能被他觅得的人和事，都正在消失。
“这可以说是抢救性的工作。”戴袁支表示。
费仲兴把访谈对象的照片翻得哗哗响，“看这个，再看这个，不过一两年，这几位都不在了。”
在能够被回忆和陈述的往事里，有人失去家人，有人失去邻居和朋友，有人在刺刀下受了重伤，有人至今因受枪声刺激而听不得鞭炮响。“但大多数人都很平静。”费仲兴表示，“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
时间并非能够治愈一切。一次，有位老先生撩起衣衫，将自己身上的伤疤一一展示。还有一次，有位老婆婆带费仲兴去自己的母亲坟上祭拜，想起母亲死时的悲惨，老人哭坐在地上。
费仲兴替老先生合上衣衫，也为老婆婆拍拍后背。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他总是一言不发。
“我不想说什么安慰的话，没用的。”他从不愿对调查对象的生活做出任何“干预”，只是掏出本子，记下他们的诉说。而对于拒绝提起那段往事的老人，费仲兴不会多劝。他不懂心理学，只知道“ 不能强迫别人”。
同样，他也不愿强迫自己。“我做这事全凭兴趣，不是打仗拼命。”费仲兴坦言，遇上雨雪天气，他从不逞强外出。
几年下来，他跑遍了汤山地区3个镇子100多个村庄，超过半数遇难者的故事和名单，是他用自行车蹬回来的。因为身体日渐衰老，他添置了电瓶车。要去更远的地方，他就坐长途汽车。熟悉他的师生遇见他总会问，“又出去啦？今天去哪？”
校园里的香樟树长得越发浓密，水杉也蹿得更高，费仲兴名单上的名字却终于不再增长。“老人走了，村子拆了，1987年版的地图不管用了”。他也成了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眼睛花了，黑发掺进银丝，走在路上，步子越发慢下来，仅剩个“齐步走”的军人架势。
最终，费仲兴的名单上共有834个名字。他收集来的口述被编入《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他寻访来的名字被刻上遇难者名单墙。
比起名单上的逝者，费仲兴同样关注幸存者。在访问过的350位老人中，他帮助22人成功申请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放的“幸存者证书”，从而让他们得到生活补贴，很多人的子女都和他保持着联络。戴袁支戏称，“老费好人一个，是军民关系搞得最好的军人”。
83岁的潘巧英至今记得父亲被日军刺死时的景象。那时她只有7岁，前一刻刚饱餐了一顿肉菜，蹦蹦跳跳地出门去玩。后一刻，她已躲在炉膛边的柴草里，眼睁睁看着刺刀把自己变成孤儿。
带着这位幸存者，2011年12月，费仲兴受邀登上了日本8座城市的南京大屠杀证言集会论坛。某次宣讲，日方反对者用喇叭对着会场高声抗议。然而，他并未感到畏惧，“因为说的是真话，所以一场比一场讲得更好。”
历史的证言藏在每一个细节里。比对着如今的“炮校”办公楼，费仲兴举起一张黑白照片。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还是不难看出，照片里拍摄的正是那座颇为宏伟的建筑。老照片出自侵华日军攻陷南京的日方报道。
费仲兴不想煽动民族仇恨。他也会用佳能牌数码相机，更不反对人们购买日货。对于中日关系问题，这位老人读报纸、看电视，保持关心，谨慎谈论。
只是当日本人拿出种种证据，证明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时，他心里就较劲儿了。“这重要、那重要，还有什么比教育下一代更重要呢？”作为老师，他希望自己能让学生以史为鉴。而作为数学研究者，他更想为这道“历史的证明题”提供“证明条件”。
在这一点上，犹太人始终是费仲兴的榜样。二战后，庞大的纳粹屠杀遇难者搜集、核实工程从未停止。如今，“犹太人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可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提供300万名左右遇难者的姓名、出生地、遇难地点等信息。
2003年，南京汤山湖山村建起了民间第一块纪念大屠杀遇难村民的石碑。上面刻有费仲兴等人提供的名字，建设也有他的捐款。此外，他还查清了1938年春节日军在西岗头制造大屠杀惨案的真相。2006年清明，在南京市江宁区西梅村西岗头，另一块更大的纪念碑高高耸起。
“费仲兴教授堪称南京大屠杀民间调查第一人，一位非历史专业出身的南京大屠杀研究方面的专家。”在为费仲兴撰写的书稿《城东生死劫》作序时，张连红写道。
如今，费仲兴已搬回南京市区。他换了一辆新自行车，除了载小孙子上学，他仍然蹬着车，继续他的田野调查。眼下的目标，是寻找抗战前国民党军队在紫金山修筑的碉堡。妻子跟他去过几次，“好累，但他觉得幸福呀，谁要管他”。
“他只爱外面的人，只管外面的事。”妻子一边拖地，一边擦着额前的汗水嗔怪。她形容丈夫就像是“家里的亲戚”。
麒麟镇的金茂芝老人84岁了。不久前，他由儿子带着，去往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在名单墙上，他找到父亲金兆坤的名字。“太好了，费老师。”除了这句话，老人再也无法表达出什么。
在这面中国的“哭墙”上，已经刻下1 万多个名字。然而费仲兴总觉得，比起30万，这面墙还显得空空荡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