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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下来的老领导担任协会、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的情况，眼见着是越来越普遍了。据披露，中部某省会城市省一级的协会、研究会共有1000多家，比政府部门还多得多，每个厅至少分管有一个协会或研究会，有的分管五六家、七八家。每家协会、研究会里，都有一至几名退下来的老领导当会长或名誉会长。（《南风窗》2013年第1期）
案例不少。2012年底，深圳市物业管理协会原副秘书长戴小明举报退休副局长李加林违规担任行业协会会长，称物管协会成退休官员“养老院”。不过，意外的是，“老领导”继续当会长，举报人戴小明被“解除劳动合同”。再早些时候，2007年4月，上海市土地学会会长殷国元、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陈士杰相继被查办，二者都曾是市政府主管房地产部门的高官。
鉴于权力在影响资源配置上的巨大作用，即便已经卸任，国内的退休官员也往往愿意继续在外做事。比如动员与整合社会资源，沟通与协调社会关系，等等。特别是，由于长期在政府工作，退休官员往往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通过协会、研究会的渠道，继续发挥余热，并非不可理解。
事实上，很多时候，这种“正向激励”，也是促使很多老领导投身民间组织的动力所在。相当多的社会公益组织，藉此获得资金支持，提升了知名度，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不过，任何事情都不会那么简单，退休官员纷纷变身会长，不排除其他方面的考虑。
其一，延续以往的权力感觉，继续习惯性地发号施令。很多官员长期的领导生涯一旦中止，很难适应平民的平淡，甚至还会出现生理上的不适应。因此，转到形形色色的协会、研究会去找平衡，“让子弹多飞一会儿”。尽管这些年来，很多官员口口声声说“能上能下”，可到头来，“能上”而“不能下”却成了官员群体最大的困扰，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其二，部分退休官员还可能利用这些民间组织实现个人不正当的利益，而且，因为协会的隐蔽性，也大大增加了灰色交易、利益输送的可能。此前，上海市土地学会会长殷国元、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陈士杰之所以被查，正是因为他们在许多地产项目中屡屡充当掮客并从中牟利。事实上，权力界限的相对模糊，利益群体的逐渐固化，都大大增加了此种权力期权化的可能。而权力期权化现象一旦蔓延，腐败将迅速滋生。
大批退休官员的强势介入，短期内或可推动民间组织的发展，但从长远看，这种政经纠缠不清的情形并不利于其健康成长。一方面，加剧了国内行业协会与生俱来的依附性，使其呈现出日益浓重的行政化面孔，也与“去政府化、去垄断化”的民间组织发展目标渐行渐远；另一方面，退休官员把持各种协会类民间组织，还会扭曲正常的市场准则，伤害平等的市场主体，从而产生不公平。
有专家建议，应该尽快制订《公务员离职就业审批制度》，以约束退休官员“期权腐败”的变现之路。其实，中央《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早已明确规定，“党政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后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现在的问题不过是规定沦为空文，缺乏严格的执行、严肃的监管乃至严厉的问责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