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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方朝晖教授的《反腐败从正人心做起》（本版2012年12月31日刊发），感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方教授所言“任何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要依赖人来运行”的确不错，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但是由此引申到“‘正人心’是反腐最重要的突破口”则谬矣，至于“正人心”须“从最上层做起，层层向下，波及整个社会”的论断更弥漫着麻醉了中国几千年的圣人情结，一旦大行其道，贻害尤其深远。
纵观历史，全社会层面的“人心正”从来只是理想中的桃花源，将“人心正”作为反腐的必要条件无异于缘木求鱼。
痛感世风日下一直是传统士大夫们挥之不去的心结。董仲舒上书《举贤良对策》时45岁，汉武帝22岁，西汉王朝处于相对繁荣鼎盛的时期。即便如此，在董仲舒看来，社会风气已经从根子上坏了……社会只能像“朽木粪墙”一样，愈治而愈乱。
从这一时刻前看100多年，有感叹“举世皆浊”的屈原；再往前看200多年，有感叹“礼崩乐坏”的孔子；而如果往后看，翻翻祖宗留下的浩渺史料，感叹“人心不古”的士人更如过江之鲫。
东方文化强调人性本善，着眼于教化；西方文化强调人性本恶，着眼于制度建设。横看成岭侧成峰，不管你强调哪一面，人性的方方面面始终作为一个统一体客观存在。当我们讨论制度建设时，若以全社会的道德水平的完美作为前提，那实际上已给制度建设宣判了无期徒刑。
让我们把目光从遥不可及的“天下正”稍稍离开再思考，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建立有效制度，首要的并非“正人心”，而是有约束力的信息公开制度的确立。
现代政治中，信息公开是权力得以制约、进而制度得以落实的前提。信息强制公开制度将权力从神坛上请下来，笼罩在阳光下，使民众审视制度运作成为可能，是开启人治转向法治的钥匙。
中国传统文化是乐于造圣的文化，信息公开在传统政治生活中无丝毫立足之地，只是到了现代才开始登堂入室。孔子的教诲被传统政治文化奉为金科玉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臣子为皇帝讳，下级为上级讳，对老百姓则不可使知之，信息止于宫闱，民众监督逊于纸上谈兵，权力则如无缰之马，腐败自然应运而生。
“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制度，有时难于登天”的原因,往往在于制度建设基础不牢。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突破制度建设有效性的关键，首先不是推进自上而下的“正人心”运动，而是将制度建设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就是信息强制公开制度建设。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沉甸甸的历史无数次告诉我们，将美好社会的理想托付于为人君者的正心是多么易碎。法治之优于人治，在于给我们以“正心”不在时的希望，就算不是一扇门，那小小窗口透进来的阳光亦足以令人鼓舞。
打破“为尊者讳”的思想禁锢，切实推进信息强制公开制度建设，使老百姓有机会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进而将权力请下神坛，实现“牧民”到“为民”的转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建立制度、走向民主与法治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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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