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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迹象表明，2013年或会成为中国“反腐元年”。我的朋友、清华大学方朝晖教授对此充满期待，并于近期发表《反腐败从正人心做起》一文（本版2012年12月31日刊发），认为“如果人心不正、风气败坏，要想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制度，有时难于登天”。我的另一位朋友、南京晓庄学院邵建教授，则发表《正人心以正制度，还是正制度以正人心》一文批评方教授的观点，认为“道德之善依赖于制度之良”，主张从“正制度”入手反腐，否则“道德的调子越来越高，正如腐败本身会愈演愈烈”。
两位教授关于“正人心”与“正制度”的争论，恰是几十年来围绕反腐问题提出的一系列针锋相对观点的集中体现，如人性善/人性恶、人治/法治、德治/法治、传统/现代、道德反腐/制度反腐、中国经验/西方经验，等等。不过，“正人心”和“正制度”两者看似截然相反，实则互相含摄，同为反腐大计，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还是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即“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意思是，政治成效与道德君子两者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有道德君子则政通人和，反之则政乱人殃。关于这一点，荀子说得更加明白：“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传曰：‘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
孔子和荀子的话，的确体现出儒家具有的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但并不能由此就推导出儒家是单向度的“道德决定论者”，相反，儒家非常重视制度建设，且对中国政治贡献良多。史家陈寅恪就认为：一部《周官》（即《周礼》）集先秦官吏制度和政治制度大成，历经秦汉，及至魏晋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为，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实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
儒家在推动人心和制度共建时，特别强调三点：一是两者有机结合、互为补充，故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二是“正人心”以发挥预防功能，“正制度”以发挥惩罚功能，故司马迁说“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三是《大学》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最终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当然，“正人心”首先是一种对政治精英的道德自律要求，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是也，故儒家向有“正君心”和“格君非”的传统。
中国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率”，与其说暴露了儒家治理模式的一些弊端，就像批评者所说——即使朱元璋对贪官实行剥皮的酷刑严律，亦未能杜绝官吏腐败和避免王朝覆灭，毋宁说是这些王朝并没有很好地践行儒家的主张，没有充分发挥“正人心”与“正制度”共建，在推动社会健康运转和政治良性发展方面发挥的基础性作用。以史观之，中国历代王朝开国之后，一般先是经历短时期的“马上打天下，宁可以马上治乎”之惑，不久就会回归“拨乱反正、复古更化”的传统之路，恰恰说明了儒家社会治理模式的强大生命力。
事实上，现代西方在社会治理方面固然非常重视制度建设，但同样强调“正人心”的作用，认为在道德的荒漠上，不可能坚实地建立起任何伟大的制度。不明乎此，就不会明白“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为何在完成《国富论》之后，又推出一部《道德情操论》，更不会明白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为何曾说：“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即此，我们可以说，既“正人心”又“正制度”，本是中西双方共有的一大传统。
遗憾的是，中国现代社会肇造以来，既将中国“正人心”和“正制度”有机结合、综合运用的优良传统全盘打倒，又在学习西方制度时忽略了其重视“正人心”的一面。延宕至今，我们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反腐问题，相反却陷入了“坏人心”和“恶制度”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争论，陷入了“深度腐败”亦即腐败开始成为一种人人向往甚至努力践行的困境，陷入了“人心甚不美”和“制度甚无力”的泥沼。
腐败是政治的杀手，更是社会的毒瘤。走出“道德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无谓争论，既加强“正人心”建设，重拾礼义廉耻，重建国之四维，又加强“正制度”建设， 尊重本国传统，学习西方经验，臻于仁政善治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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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朵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