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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在发展问题上，总要提醒地方，要慢一点，再慢一点；而由于城市之间竞争压力等原因，地方政府都想要快一点，再快一点。
□一些在改革开放前20年曾经释放出巨大活力的要素，如经济制度和企业管理，在这个10年里对于城市竞争力增长的贡献却始终在低位徘徊。
□看谁能更好地让农民变成市民，这是中国能否长治久安的基础，也该是下一阶段城市之间竞争的主要方向。
一篇关于城市竞争力的文章，让一个市长失眠，又让另一个城市紧急开会，这让作者倪鹏飞有些始料未及。
那是2002年，博士毕业刚刚一年的倪鹏飞在《经济日报》发表整版文章，对全国24个城市进行了以“城市竞争力”为主题的点评。其中提到了东北的大连和哈尔滨，却没有省会城市长春和沈阳。
不久，在一次市长论坛上，一位来自长春的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对倪鹏飞抱怨道：“您这个东西把我们市长搞得几夜睡不着觉啊！”邻居沈阳动作更快，据说市政府专门召开研讨会，讨论“究竟沈阳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我不是那个意思，因为样本量有限，所以只选了24个，不选沈阳是因为有了大连，不选长春则是因为有了哈尔滨，绝对不是说这24个城市就是最好的。”倪鹏飞赶忙解释。
如今，这个“城市排行榜”已经囊括了全国294个地级以上城市，其中既有北京、上海、香港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也有七台河、石嘴山这样人口不足百万的小城，甚至包括远在宝岛台湾的基隆。影响城市竞争力排名的指标，也不再是简单的GDP，而是以许多因素作为基础，既含有人才、科技、资本、基础设施，也包括了城市获得的国际专利申请乃至拥有的跨国公司数量等。
到去年为止，这份名为《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的研究已经做了整整10年，并于2005年获得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倪鹏飞的身份早已变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关于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有人归功改革开放，也有人说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而我认为中国经济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城市之间的竞争。”倪鹏飞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中国的城市化是21世纪改变世界的两股重要力量之一
11年前，中国还没有像模像样的“城市排行榜”。那篇文章让刚进入中国社科院工作的倪鹏飞有了“一夜成名”的感觉，“接了很多来自地方政府的电话，上榜的特别高兴，说这个文章写出了真实情况。当然，没被写进去的比较生气”。
很快，社科院出版社的一位领导便找到他，鼓励他出版以城市竞争力为主题的蓝皮书。“他非常敏感，说这个肯定行。”倪鹏飞回忆道，领导怕他“中途撂挑子”，还在合同里注明每年都做。
本来，这位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的研究方向是政治经济学房地产专业。倪鹏飞清楚地记得，当时全国只有一个城市经济学博士点，学界谈论“国家竞争力”或者“企业竞争力”的很多，以城市为单位的研究则凤毛麟角。
但对于一个带有几千年农业社会烙印的大国来说，城市的崛起早已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甚至将中国的城市化称为21世纪改变世界的两股重要力量之一。2011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一半之多。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
倪鹏飞亲历了这场历史性的巨变。刚考上博士那一年，他的导师被调到天津市政府任职，接手的研究项目以天津市城市建设发展为主题。倪鹏飞也转而研究城市竞争力，后来的几年时间里，他先后到上海、深圳、珠海等城市进行调研，并在1997年完成了博士论文。
“得出两个主要结论：上世纪90年代影响城市发展的要素第一个是资本，第二个是思想观念。”倪鹏飞随口念起了当时盛行的顺口溜，“解放思想，黄金万两。”
他解释说，当时城市竞争力比拼的核心是招商引资的能力。一个细节就是“迎宾路”的兴起——随着机场的普及，很多城市都有一条连接机场高速或者直接连接机场的迎宾路，这条路往往是整座城市最为宽敞、布置最为精心的马路。
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昆山考察发现，为了数额只有200万美元的投资，苏州好几个地方抢得厉害，“只要愿意去，什么条件都可以”。那是这位国际学者第一次看到这种“你死我活、过瘾精彩”的地区竞争。
不过，倪鹏飞认为，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地方政府就存在某种意义上的竞争。无论是河南兴起的公共食堂，还是山西诞生的“大寨模式”，这些后来被归咎为导致经济决策失误的实践，最初都是地方实践被政治运动绑架的产物。
而关键的转折点是1994年的税制改革。在财政分权后，增值税和土地租赁收入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而这两者都取决于地方经济的增长。“中国城市在财政和立法上拥有惊人程度的自治，这甚至超越了美国。”清华大学伦理学和政治学教授贝淡宁将城市之间的竞争视为一件好事。
倪鹏飞记得，和其他国家的学者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时，他总要再三强调：“在我们国家，中央政府在发展问题上，总要提醒地方，要慢一点，再慢一点。而由于城市之间竞争压力的原因，地方政府都想要快一点，再快一点。”
排名要比对方高，就觉得评价是客观的，如果低，就认为评价是不客观的
倪鹏飞至今还记得，在他博士毕业那一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匡迪明确提出要提高上海市综合竞争力。两年后，倪鹏飞选择将第一份《城市竞争力报告》在全国“两会”期间发布，结果在新浪网首页挂了一个星期。
其中，最吸引人们眼球的还是“排行”。当时的榜单中有一项排名以商业文化为评选要素，结果东莞排在了北京、西安等城市前面，一时不满声四起，“大家都觉得古都肯定更有文化啊，但我其实讲的是商业文化，是重商的观念。”后来，倪鹏飞到东莞考察，一个政府官员评价他的书“洛阳纸贵”，“你这本书就放在我车里，经常看，我从香港才买到的”。
地区间的“瑜亮情结”同样很明显。“比如青岛和济南，杭州和宁波，要比对方高，就觉得评价是客观的，如果低，就认为评价是不客观的。”倪鹏飞记得，在当时的综合竞争力榜单里，深圳排在了广州前面，结果一家广州当地媒体的记者专程到北京采访他，“问我怎么看公平不公平”。
更强烈的反响发生在东北。当时，那里的几座主要城市正处在国企改革的阵痛之中，经济状况不佳，在榜单中的排名并不靠前。“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排名都是按照人口、工业产值或者行政级别来，这种以城市经济活力作为依据的排名体系颠覆了很多人的认识。”倪鹏飞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随着考察城市的不断增加，影响因素也会有所改变，他曾经将环境污染作为一项负外部性指标纳入考核，结果不少原来排名靠前的城市“哗啦就下来了”。
“后来各地都在盯着，你不发还不行。”倪鹏飞记得，每年的报告发布后，有些地方政府的政研室还会专门做一个解读。上海世博会那一年，《报告》里有一段内容提到香港，指出“内地和香港的距离在缩小”。结果香港媒体“好像特别喜欢放大不足”，逼得当时在上海的曾荫权亲自做出回应，表示要“积极改进”。
去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迎来了第10个年头。在《报告》中，倪鹏飞和他的团队回顾了新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城市整体崛起的发展路径。研究结果显示了不少积极的变化：在基础建设、开放度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呈下降趋势的同时，政府管理、科技、人才的贡献度则在不断提高。在倪鹏飞看来，这意味着随着外资红利的消失与城市基础建设瓶颈的突破，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正由硬条件向软实力转变。
同时，一些富有现实意义的结论也浮出水面：
比如，尽管“生态城市”、“宜居城市”近年来在各地叫得响亮，但它对城市竞争力增长的实际贡献排名，却从2002年的第9位下降到了2011年的第11位。
又比如，一些在改革开放前20年曾经释放出巨大活力的要素，如经济制度和企业管理，在这个10年里对于城市竞争力增长的贡献却始终在低位徘徊。
还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成为千城一面的奋斗口号，但《报告》通过对29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全要素生产效率的考察发现，综合技术效率显著提升的仅有三成。
这些是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
更值得玩味的结论是：以城市领导任期为横轴，城市竞争力为纵轴，倪鹏飞的研究团队得出了一条倒V型的曲线。这意味着，在任期之初，城市领导人会不断推动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但越过拐点任期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就不太显著。
在倪鹏飞看来，这是因为官员们习惯以投资作为手段解决城市发展问题——这是在短期内将经济水平提高的最有效方式。他认为，某种意义上，这正是城市产业结构提升过慢的症结所在。
令倪鹏飞感到担忧的事情不止于此。10年前，他十分推崇“浙江模式”，甚至坚信这是中国“诞生伟大企业的必经之路”。如今，刚从浙江考察归来的倪鹏飞无奈地说，浙江的民营企业已经8成涉足了房地产，其中不乏“雅戈尔”这样的名牌企业，而不搞房地产的企业则被视为“傻帽”，“这就导致了严重的资源错配，好的资源都进入到这个领域去了，大家对创新就没有动力了”。
而从更长远的角度观察，倪鹏飞在《报告》里专列了一个段落叫做“过去10年中国城市化的模式难以持续”。
“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化讲经济增长，讲工业化，所以需要外地的劳动力，但它仅仅需要的是你的劳动力，并不是需要你住在那个地方，享受那个地方的医疗和保障。”倪鹏飞说。他在《报告》里列举了这样两组数字——尽管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达50%，但是完整意义上既在城市就业又在城市生活的城市人口仅仅达到33%；过去10年城市人口增长0.5倍，但是建成区面积增加了1倍。
在倪鹏飞看来，这些是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
如今，倪鹏飞正在开发一套全新的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他计划把评价区域从市辖区改为全市，还准备将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均等化程度作为评价因素。
“看谁能更好地让农民变成市民，这是中国能否长治久安的基础，也该是下一阶段城市之间竞争的主要方向。”倪鹏飞举起手中的城市竞争力蓝皮书说。
本报记者 林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