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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坊子区教育局长放权记》（中国青年报2012年12月24日）报道了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2009年以来推行的简政放权的改革，文章刊出后，在教育界内部引起极大反响，但疑问随之产生：放权以后，教育局还能干什么？
简政放权之后，教育局的职能自然而然会发生转变。坊子区教育局在最近一次的工作汇报中开头就说：改变了管理方式，变施令者为服务者。它提供的服务包括制定规则、搭建平台、组织评价、调配资源。
坊子区在推进这场改革的过程中，期盼得到高层的回应。1月10日，从教育部年度工作会上传来了这种声音，部长袁贵仁说:“凡是学校自己能做好的事，我们都不要干预。”坊子区教育局在过去的几年里正是这样做的，从学校能够做好的众多领域中退了出来。
副局长马效伟说，教育局应该相当于运动会的组委会，不要做裁判，也不要做运动员，但比赛规则应由我们来定。制定规则的主要原则包括：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为学校减负、还权、明责。
“要从按潜规则办事变成按明规则办事。”主导这场改革的区教育局原局长刘伟说。这几年，喜欢推荐人选的领导们在坊子区校长的选拔、聘任上，暂时失去了话语权和决定权。校长们只能从校长后备人才库的名单里以专业选拔的方式产生，谁能进入后备库，其资格的认定又是由随机抽取的专家组成的委员会通过笔试、面试及考察等方式决定的。请领导打招呼安排某人去某校的做法也行不通了。坊子区的教师选择学校的原则是：公布考试成绩和学校岗位，请第一名先选，以此类推。教育局还主动放弃了教师职称的决定权，根据学校规模分配职称名额，由学校成立专门的评聘委员会决定人选，教育局只负责审核，察看是否有违规行为。有的校长也向局长学习，不进委员会。
“对权力，谁都有欲望，这是本能，因为有权在手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刘伟说，“但是，为了把坊子区的教育办好，无论采取什么办法都行，包括放权。”民办的北海双语学校也带给刘伟很多启示。它的董事长是校长高峰的服务者而非管理者，他会亲自安排高校长的早餐，但不会干预他办学，只是逢年过节来学校为老师们颁奖、送红包。
这几年，不断有外地教育局长来坊子区考察、学习，对它的简政放权的改革举措，有人无动于衷，也有人表现出了兴趣但坦言无法实行。“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很艰难，因为管理是一种权力，要放弃权力很难。”副局长马效伟说。
取消某些机构用习惯了的权力，也会遭致不满和反对。坊子区教育局撤销了8个街道教管办，成立了5处街道教育管理服务中心。教管办有“小教育局”之称，掌握着部分小学校长的任命权，并存在严重的截留教育经费（有的高达学校经费的近一半）和教育信息的问题。一些外出学习培训的通知到了这一级常被搁置。新成立的街道教育管理服务中心的一个重要职责是，负责联系当地政府和社会组织支持学校办学，优化配置教育资源。
另一个被强行转变职能的机构是教研室。这个教育局的“第一大科室”在2009年底变身为坊子区基础教育研究监测中心，以突出其课程研究和监测职能，对教育教学管理变行政领导为学术引领。
教研室的教研员们曾经手握什么样的权力？坊子区教育局副局长、尚文中学校长张国钟说：“教研员的权力很大，他到学校去连校长都批评，校长还得乖乖的。他们手里卡着优质课、教学能手、优秀论文等评比的机会。”九龙中学校长梁健志说，以前，教研室事无巨细把学校控制得太死，甚至连学校的课堂教学也必须按照教研室的模式去推，限制了部分教师的发展，使得以师为本的个性化教学难以实现。不过现在，梁校长很愿意主动邀请教研员们来学校进行教学和课程的诊断，因为，“他们变成了帮助学校发展的合作伙伴”。
丰际萍是坊子区基础教育研究监测中心副主任，她认为，教研室职能转变前后根本的不同是：少了管理职能，更强调为学校服务。“以前就是要管学校，连老师备课、作业批改的情况都要检查，学校只能被动应付。现在，主要是针对课程改革、科研去发现问题，引导、服务。发现好的教学法，不再搞强制推广，而是开论坛、研讨会，提供启发，充分尊重老师们的自主选择。”从2010年开始，她花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和坊子区实验小学的老师们一起开展“学校课程体系建设深化实践研究”，为这所平稳发展的学校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从课程入手改变了学校生态。
当坊子区教育局从发通知、搞检查，事无巨细的管理学校的状态中摆脱后，它开始有精力去做一些学校和校长们需要但难以办成的事情，以供那些服务对象在其搭建的平台上朝教育家办学的方向努力。
“修建校舍、设备配备等，这是我的责任。至于如何用，用不用，是校长的事，教育局不要插手。”刘伟说，“我们为各校配备电子白板后，一些学校搁置不用，有人建议检查，我说不用急，慢慢来，一定让他们明白那是自己的事情。”
坊子区教育局在北京和上海的两所名校建立了培训基地，并为教师们提供在国内外考察、学习的机会，“去不去，是老师们自己的事”，为此，教育局每年要花近200万元的培训费。2012年10月，该区的33名校长和骨干教师在北京十一学校参加完为期两天的新学校论坛后，又在北京的清华附小、中关村一小等6所小学跟班学习了10天，重点考察办学理念和课程建设。他们白天进课堂、听报告，晚上讨论、写随笔。曹村小学的梁书华校长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这些农村小学，到底能向他们学习什么？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北京的这些小学拥有的办学条件、师资、生源及社会资源我们无法借鉴，但是汲取他们的办学理念，基于自己的校情，可以在以下3个方面努力：做会取舍的校长，培养爱读书的学生，设计适合孩子的课程。他说：“只要我们肯动脑筋，农村校园也能成为孩子们的乐园。”
为打造更多的学习乐园，2012年6月，坊子区教育局决定构建“学校发展共同体”，教育局、区直学校、初中学校和部分优质的联盟小学与16处街道薄弱小学结成发展伙伴关系，每年提供20万元的奖励基金。区教育局和潍坊四中与距离县城30多公里的农村学校西李小学结成发展共同体。教育局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和小学科科长、副科长被派到这所小学支教一年，潍坊四中也提供了师资，帮助这所只有9位教师、200多名学生的学校开发了编织、剪纸、泥塑、小菜园、园林培育等名为“小手创造大世界”的校本课程。曾经在刘伟局长面前哭过几次的年轻女校长后来破涕为笑，“感觉那所毫无生气的学校确实活起来了”。
教育局又从4家企业筹集到100万元经费，选拔了30名优秀校长（园长）和教师，以3年为一个周期进行重点培养。它还请新华书店提供40万元的支持，设立校长发展基金。每年暑假，教育局还要主办一次校长读书会，“由局里出钱买三五本书，提前一两个月发给每位校长”，然后请大家相聚在某个僻静的地方，深入讨论。去年暑假的读书会，他们阅读的是《陶行知教育名篇精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佐藤学的《静悄悄的革命》和蒙台梭利的《童年的秘密》。一起讨论了提前征集的问题：什么样的学生是好学生，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什么样的学校是好学校。“听校长们谈教育，发现他们水平比我高，感到很惶恐。”副局长马效伟笑着说。
北海双语学校校长王伟芝表扬了他的顶头上司，他说：“教育局以前是管理有余，引领不足。现在变成服务的，站在一边为学校鼓掌、鼓劲的角色。”他感谢这位服务的提供者还帮助学校挡住了其他部门的干扰。比如，教育局不把订报纸的任务分摊给学校，也不将之作为评价考核的内容，只是提供了4份教育类报刊供大家自主选择。今年，北海双语学校只花了1.7万元订阅一些师生们选择的报刊，其中没有省市级党报。
2012年12月15日，在北京举办的“第三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的论坛现场，有人问刘伟局长：你把权力放给学校，校长办不好怎么办？他的回答是：“我们管的这些年，教育让人民满意了吗？”
坊子区教育局转变职能，推行简政放权的改革，影响了一批人的权力和利益，但赢得了各个学校的欢迎和支持。崇文中学校长焦宗芳希望“将这些举措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不因领导的改变而改变，让这股教育的清风能持久地吹，让星星之火能够燎原”。
但刘伟说：“当改革改到一定程度，顶层不配套，是很难坚持下去的。上面不变，下面会左右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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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