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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在美国去世。在一些人看来，这位“宪政经济学之父”留给后人的财富绝不仅仅是创建了公共选择学派，还有不偏不倚、不党不私的为人处世之道。
他曾激烈批评推崇政府主导经济的凯恩斯主义者“背弃了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也毫不客气地嘲讽信奉自由市场的芝加哥学派过于轻率、乐观。他会因为“过右的想法”激怒所供职大学的左翼团体并被迫离开，但同时他也是左派自由主义者约翰·罗尔斯的至交好友。
获得诺贝尔奖那一年，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从不感觉有必要加入某派，或是站队。”
这种看似摇摆的立场，曾让不少中国拥趸感到不解。坦率地讲，今时今日，无论是在思想界的学术讨论，还是网络生态的私人聊天，讨论问题之前先问立场派系、再问是非的思维方式并不鲜见。
哈佛大学哲学教授桑德尔也遭遇过相似的尴尬。在新书《钱不能买什么》中文版推出之际，他原本期待能引发一场关于金钱与公正的公共讨论。结果反对他的人大有人在，而且理由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有人称其为“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有人管他叫“大左派”，说他“要重回计划经济”。
简单来说，扣上这几个标签，这位美国学者就算是“被站队了”——管你什么观点，我连看都不看，咱不是一派？那就此打住，甭聊了！
曾几何时，在分清敌我排在吃饭睡觉前面的年代，立场鲜明是一种必要的谋生方式，每个人都害怕被评价“立场不坚定”。但在现代的公共生活中，以贴标签为特征的站队思维必然会以将观点极端化的方式，消解掉理应具体化的论证环节。
问题是，凡值得展开思考的具体问题，恰恰具有大量复杂微妙的灰色空间。还以布坎南为例，他曾痛斥“美国应该设立最低工资”的观点违反市场供求关系，同时还呼吁征收遗产税是维护社会公平的有效方式，那么，按照站队论者的逻辑，他到底应该算是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还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呢？事实上，布坎南并不惮于撕掉标签，就连在诺贝尔领奖致辞里，他也不忘公开反对以诺贝尔奖为导向的科学精英主义一把。而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思考上的独立性为其赢得了莫大声誉。
在一场文化沙龙中，学者刘瑜谈及青年觉醒的问题时有一番精当的见解。她说，青年的觉醒并不一定是站队的问题，并不一定是你从左向右，或者从保守向自由。青年觉醒的标志是你从集体主义思维方式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运用你自己的头脑和理性进行思考，运用你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去思考。
这话听着耳熟。胡适先生曾说，世界上最有强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西谚也有云：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中国还有句老话，帮理不帮亲。
但现实是，在本该让真理愈辩愈明的言论自由市场里，有质量的讨论往往被某种粗暴逻辑所绑架。很多人讨论问题前考虑的是对方的派系，或者权衡到底站在哪边更安全，面临的群体压力更小。推己及人的思维惯性则是，当他人发言时，我们也必习惯以动机论度之，甚至以动机是否纯粹屏蔽对于具体问题本身的思考。
一次，我的3个朋友关注了同一场网络公共讨论。其中，A朋友感慨：“大家又纷纷站队了！”B朋友则说：“怎么C也发言了，她是被迫卷入的吗？”而C朋友的心态最有意思，她在发言前忧虑地说：“不是所有人都要站队的，但要是我参与了讨论，大家会不会说我在站队？”
琢磨起来，这真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好比我们坐在电视机前，看见个拿麦克风的，人还没张嘴呢，“啪”的一下就换台了：“假唱！”这何尝不是另一种的标签化？长此以往，当真唱的都不好意思张嘴的时候，音乐也就离变味儿不远了。
说得更直白一点，当众多发言者失去独立，当为数不多的独立发言者失去勇气，当所有围观者的眼中只剩下动机却失去讨论具体问题的耐心与能力，公共生活必然会日渐贫瘠。损害这些的并不是公权力，而是我们自己。
日复一日，我们无限欢愉地嘲讽或质疑站队者标签化他人。某天定睛一看，原来所有人都站在队里，只不过他们站在队首，我们站在队尾。
此刻，又想起去世的布坎南。若他有机会来到中国，想必一定有人会把他的表态和茅于轼当年 “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表态归为一队，并狠狠地说上一句：骑墙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