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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1月30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生命不能承受的呼吸之重

本报记者 秦珍子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1月30日   09 版)

    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呼吸机:一头锁住了父母的双手,一头拴住了儿子的生命。

    “噗、呃、噗、呃……”这是儿子付学朋不同于常人的呼吸声。在一间昏暗的木屋里,这个30岁的男人躺在床上。由于高位截瘫,他肩膀以下的身体无法动弹,连自主呼吸都无法完成。

    用力、松手、再用力——这是父母不停重复的动作。2013年1月27日早上,母亲王兰芹盘腿坐在床头,用手挤压着一只透明的塑胶球。“噗”的一声,塑胶球里的空气通过导管,流入付学朋被切开的气管中,进入他的肺部,再“呃”的一声被呼出来。

    这个价值只有500元的简易呼吸球,是从医院里买来的紧急救护用品。在儿子瘫痪的5年里,王兰芹和丈夫付敏足就这样反复捏着。按照人正常的呼吸节奏,每分钟挤压十七八次,1小时是1000多次,一天是两万多次。

    这对父母不敢有丝毫松懈,他们手捏的,是儿子的每一次喘息。

    儿子的“呼吸”是一家人倾家荡产也要换来的“奢侈品”

    这台呼吸机其实是呼吸球,是个由塑胶材料制成的椭圆形球体,有两个拳头大小,一头连着导管,按压能使球体吸入空气,再通过导管送出。

    它虽然简陋,但使用起来很有讲究。父亲付敏足说:“不能捏快了,儿子会呛着,也不能捏慢了,儿子会憋着。”有时付学朋稍微挪动身体,导管就会从喉部的瘘孔中滑出,他马上就会窒息,脸色开始发紫。

    1月27日早上7点刚过,王兰芹端着一碗大米粥走进屋。在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上郑乡干坑村,这户农家有5间木头房子,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再没修葺过。

    屋里除了两张床,几乎没什么摆设。屋子中央的大床睡着儿子,旁边的小床是王兰芹和丈夫的。她走到儿子床前,一勺勺舀起粥来,伴着腌渍雪里蕻,小心翼翼地喂到他嘴里。

    床的另一侧,65岁的付敏足缓慢而又有力道地捏着呼吸球。由于使用得太过频繁,这颗球旧得有点不像样,破损的气囊用胶布贴起来。在此之前,已经有6颗呼吸球被用坏。

    “噗、呃。”付学朋吃完饭,看向父亲,用低微而缓慢的声音说,“电视。”

    这几乎是他获知外界信息的唯一方式。小伙子喜欢看新闻频道,理由是“只有这个、新鲜”。父亲一手摁着呼吸球,一手摸出遥控器,搁在床前立柜上的17吋彩电开始泛出荧光。

    7年前,付学朋的世界远不止一张床、一间老屋和一台旧电视。那时,23岁的年轻人是一家汽车4S店的喷漆工。由于初中毕业就到城里打工,他很快成为最年轻的“老师傅”,月薪达五六千元。这个孝顺的儿子,还会把年终奖金全部交给父母。

    “喜欢、乱逛。”付学朋一句一顿地回忆往事,“脚、闲不住。”

    两个女儿相继成家,小儿子也有了好工作。半辈子种田、做苦工的付敏足夫妇憧憬着未来,直到那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2006年3月18日晚上8点左右,付学朋开车载着同事回宿舍,被一辆轿车撞倒。几天后,他在台州市中心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醒来,医生的诊断结果是“高位截瘫,且不能自主呼吸”。

    付学朋在重症监护室一住就是两年。其间,付敏足和王兰芹住在家属休息室,白天把铺盖藏进柜子里,晚上拿出来铺在椅子上,勉强对付一夜。王兰芹甚至把电饭煲也搬到了医院,没人注意的时候,偷偷煮一餐饭。

    夫妻俩日夜坚守为的只是每天能见儿子一次,每次一个小时。“就这样还得轮流,”大女儿付牡萍说,“只允许进去一个人。”

    由于没有找到事故发生时的监控录像,交警队无法查明到底谁闯了红灯,责任也无法认定。2009年,当地法院最终判决付学朋和轿车司机平均分担过错责任,付学朋获赔48万多元。

    但付家早已被榨干了。家里的农田无暇耕种,父亲也不再外出打工。夫妻俩靠借债和每月100多元的低保过活。2008年4月,他们背着几十万元债,不得不让儿子出院。

    儿子的“呼吸”是一家人倾家荡产也要换来的“奢侈品”。瘫痪最初两年,付学朋偶尔还能支撑半小时的自主呼吸。一场重感冒过后,他的呼吸就完全依靠外力了。

    这家人支付不起价值二三十万元的呼吸机,也掏不起每天一两千元的住院费用。医生教了他们一个笨办法——按压简易呼吸器。这种简易呼吸器呈球状,一端有气管连接到喉管,全靠不停捏动才能帮助呼吸,原本用于应急救护。然而,付敏足和王兰芹硬是将它变成一台永不停歇的生命启动器。

    参与这场呼吸接力不只是一家四口,包括亲朋好友都来帮忙捏呼吸球

    这是一场漫长的接力:一头是全家人甚至包括亲朋好友永不停歇的按压,一头是付学朋一口又一口的大力呼吸。

    “这个是能救命的球,那时候一家人什么都不做了,轮流捏球。”付学朋的舅舅王六兵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

    付家夫妇和两个女儿守在付学朋床前,轮流为他挤压呼吸器。此外,还需要给他喂食、翻身、吸痰、倒尿袋,“谁累得实在受不了,才会叫下一个来顶上”。

    山里的下半夜寒气很重,二姐付牡飞记得,捏皮球时,自己的双脚常常冻得失去知觉,不得不用棉被裹住。但她发现,父母从来不这么做。因为“暖和容易睡着”,他们不敢冒险。

    整整7个月,付学朋的呼吸就依靠这种人工挤压。此后,在两个姐姐因需要照顾孩子而相继离开的日子里,父母依然守在他的床头。他们说不出什么励志或安慰的话语,只是用不断捏呼吸球的动作,守护着儿子的生命。

    夏天,王兰芹一天要给儿子翻四五次身。家里唯一一台电风扇,就悬在付学朋头顶上。冬天,她早早拆洗好被褥,把儿子身下的木床铺得厚实松软。

    由于长期按压,这位母亲双手拇指的第二关节严重受损,她不得不把呼吸球放在床上,用手掌按压代替手指挤捏。

    付牡飞觉得,是父母给了弟弟希望。他开始看很多喜剧片、小品,对抗消沉的情绪,偶尔也和家人开开玩笑。

    事实上,参与这场“呼吸接力”的人不止一家四口。舅舅、叔叔、堂弟、姐夫、邻居……甚至包括付学朋的同学好友,许多人都来帮忙捏呼吸球。

    “这是因为大家都喜欢他。”付牡飞说起弟弟依然自豪。她说在医院里,弟弟对每一个医生护士微笑,从不抱怨。

    这个年轻人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即使躺在厚厚的棉被下面,被帽子遮住半个脑袋,只要有人和他说话,他也一定会把头努力转过来,眼神专注地看着对方。

    2008年年末的一天,付学朋的小叔在电视上看到,有人用自行车轮圈自制电动呼吸器,马上找到了侄女婿周国军。

    这位模具制造出身的男人,找来轮圈,反复试验。“不行,电机太快,转速满足不了每分钟17到18次的呼吸频率。”这个巧手的汉子又琢磨着,要用齿轮调节转速。一家人兵分三路,寻找合适的齿轮。

    周国军直到现在也忘不了那天的场景。几万平方米大的旧零件市场,堆满了大大小小的齿轮。他和妻子挨个摊位问过去,心情近乎绝望。

    “可能是奇迹。”周国军说,他们无意发现了一个小葫芦状的减速器,一头接上每分钟1500转的电机,另一头就能传送每分钟17到18转的速度。

    一台收音机大小的电机连着小葫芦状的减速器,再接上不到一米长的活塞连杆,焊上铁片,只要连通电源,这台机器就能按照呼吸的频率,挤压挂在墙上的呼吸球。

    “激动呀!”周国军抡圆了胳膊,比划着这台价值不过百元机器的运行原理,“不是钱的问题,是救命。”

    当这台简易呼吸机第一次为付学朋服务时,母亲亲手连好呼吸管,姐姐紧紧抓着他的手,姐夫启动开关。

    几乎就在电机轰鸣声传来的一瞬间,付学朋的气管里就挤入了一丝新鲜的空气。他张张嘴,发出无声的微笑。

    在场的不少家人却哭了。

    宁静的夜晚,山寨呼吸机噪声大得邻居都听得到,但没有人抱怨

    如今,延续付学朋生命的,一头是姐夫自制的山寨呼吸机,一头是用来急救的简易呼吸球。4年多过去了,电机所在的木板凳早已被黑色的机油浸透,连同板凳下的一块地板,也是漆黑一片。

    平时,王兰芹和付敏足不舍得启动这台山寨呼吸机。这对只有低保收入的夫妇,负担不起每月200多元的电费。他们更担心机器开得太久,会磨损甚至坏掉。

    当白天父亲去种水稻、红薯时,母亲还是不停地捏着呼吸球,直到晚上睡觉前父亲替补。这对质朴的父母说不出自己坚守多年的原因,只是说:“就磨吧,能磨到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

    即便是这样,他们仍然不能睡安稳觉。一方面,每夜三到四次,夫妇俩要起床给儿子吸痰。另一方面,这台电动呼吸机的噪声大极了。看电视时音量要调到最大,堂姐在隔壁的二楼睡觉,也能听到响动。当夜里静下来时,左右前后的邻居都能听见,可没人埋怨。

    “没办法。”王兰芹说。她说话快,声音很大,脸上总挂着好脾气的笑容。面对来探望儿子的人,她不问是谁,一律道谢。

    付学朋深陷在那张床里。“其实,那个舒服。”他朝电动呼吸机转了转头,努力地吐着字,“稳定、一些”。有时母亲手重了,他偏过头,发出被呛到的声音。有时父亲动作慢了,他就吐舌头,表示憋闷。

    1月26日晚上,康复之家医疗器械连锁浙江分公司一位经理前来,看着这台简易的机器,半天说不出话。这位专业人士把一个血氧测量仪加在付学朋手指尖。仪器面板上,鲜红的数字“98”跳动,表示被测量人的血氧含量正常。这意味着,付学朋的呼吸,被维持得很好,无论是靠父母手捏呼吸球还是靠运转简易呼吸机。

    这位经理承诺,有医生不久后就会来为付学朋诊治,评估他的身体状况,并送来真正的医用呼吸机——不上机油、不用挤压呼吸球,更不会发出隆隆巨响的声音。

    “那时你们都能睡好了,大叔。”他攥住付敏足的手。此外,不少人为这家人奔走募捐。有人在微博上发帖,募集了10万余元捐款;有人驱车越过十八弯的山路,送去年货。

    一直很平静的付学朋有些激动,“还有、希望、谢谢”,他反复说。

    尽管已经在病床上躺了7年,甚至连抬手的动作都没再做过,但他觉得,当年喷漆的技术“还在手上,能、感觉到”。如果还能站起来,这个30岁的年轻人想亲手抱一抱小外甥,想跟着姐姐、姐夫去城里逛逛,最想的还是能继续工作,兑现自己曾经的承诺:“爸妈你们少干点活儿,我能养家了。”

    他已经5年没有走出这间木屋了,甚至不记得自己的模样。翻开旧影集,其中的付学朋,时而趴在巨石上,时而站在陡崖边,眉毛浓密,眼睛闪闪发亮,十足不安分的模样。

    1月27日晚上,母亲在厨房里切着冬笋,舅舅、舅妈围着火盆取暖,两个外甥尖叫着追逐打闹。晚饭出锅,王兰芹照旧谁也不问,径直盛一碗,端到儿子床前,柔声问道:“阿朋,吃面不?”

    一旁,父亲正用那双关节早已变形的手,努力地为他捏着呼吸球。屋里飘荡着母亲的油烟香和父亲的泥腥气。付学朋就这样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这世间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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