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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翻译家，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1956年生，2013年1月24日因胃癌逝世于上海。
照片中的邓正来，双手叉腰，略侧着头，眼中含笑，身披一件深红色睡衣，窗外的阳光打在他的脸上和身上。如果不是身后的输液架和蓝白色衣领外翻的病号服，你看不出这是一个胃癌晚期的病人。
历史学者许纪霖去看望这位被誉为“中国近20年来西学东译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时，甚至有些惊讶，他眼前的邓正来，“活像一只充满斗志的老虎”， “就像又找到了一个敌人”。
但邓正来是不惧生死的。2012年的最后一天，他开通微博，写的第一条博文是自己的“重生宣告”：我天性开朗，一生都奉行向死而生的原则。“三教九流”的朋友前来探望，让喜欢热闹的邓正来觉得，这是“一副至少和大夫们开的药剂一样好的药”。他对好友周国平说，生命不在活多长，在它的精神维度。
听说小麦苗榨成汁儿可以治胃癌，女儿特意在家里种起小麦苗。可这些并不能阻止癌细胞的扩散。化疗后的邓正来，愈加削瘦，面无血色，就像漂白过的被罩枕头。体内的肿瘤，也从馒头大小，增大了几倍。
1月24日的清晨，他离开了人世。因走得太匆忙，他连遗嘱都没留下。那一天，离邓正来57岁的生日只剩一个月。离他确诊胃癌住院，才整整一个月。
就在住院的前两天，他还在参加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一个学术论坛。身为一院之长的邓正来在会场上，生气勃勃。晚宴席间，他和好友大谈起自己对茅台酒的鉴赏力。
“老邓喜欢热闹，喜欢众星拱月的感觉。”许纪霖评价道。与邓正来相识多年的学者刘擎，也评价邓正来“张扬、夸耀和领袖欲望是如此夺目”，身上缺少其他学者那种低调、沉静的气质。
刘擎揶揄喜欢“表扬和自我表扬”，邓正来只是哈哈一笑：“当然，但最要紧的是水准。只要真正到位，批评和表扬都很好，甚至更好。”
法学学者高全喜，对邓正来的《中国法学何处去》一文提出质疑。邓正来却“再三邀请”，请高全喜将文章写出来，发表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中国书评》上。
而学术上，他的水准的确一流。他是中国学术规范化和社会科学自主性运动、市民社会理论研究和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研究的领航者。在2000年～2004年总共21个学科的论文引证率中，邓正来在6个学科中位居前50名，是中国唯一一个横跨六个学科，并在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核心社会科学学科同时位居前五名的学者。
圈内人都知道他在学术上的“大抱负、大格局”。2009年，邓正来创立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许纪霖在祝贺词中说，这“将对上海的学术界带来很大的变化”， 却令邓正来有些不高兴：“你以为我的志向仅仅是在上海吗？”
《中国书评》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是邓正来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创办的刊物。特别是后者，邓正来将之诩为“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第一期刊”。他还曾对历史学家袁伟时透露，想成立一家民间研究机构，全面超越官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一家权威的、体制外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天下英才尽入我彀中’的感觉，邓正来是很喜欢的。”许纪霖说。
邓正来的弟子孙国东对此有着不同的解读：邓正来身上有很浓的江湖气，喜欢热闹，恰恰是他遵循了一种学术原则的“学术包容”。在他组织的会议中，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能够坐到一起——“邓正来有自己的方法让这些人坐在一起，真正地超越左右”。
这个曾叫嚷着自己“要竞选总统”的不甘寂寞的人，却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
他刚刚踏入学术江湖，是以一名独立学者的身份。研究生没毕业，他便退学，成了一个“学术流浪汉”。没户口、没住房，也没收入，他有的只是铺盖卷和装满书的书包。他漂在北京城，睡过同学的办公室，也睡过七八个地下室，还在寒冬的地铁站里跑步抗寒。他每天的工作，几乎只有读书和翻译，以及“想自己的问题”。
从学校出来的邓正来流浪了13年，而流浪刚结束，他又在冷板凳上开始了5年的“闭关”：不参加任何国内外学术活动，不接受任何约稿——只读书。
也正是在“北漂”的18年里，邓正来以一己之力将哈耶克推介到中国。他翻译出版了哈耶克220万余字的著作，撰写了近60万字的哈耶克研究论文，成为国内公认的哈耶克研究的顶尖学者。
后来在好友、时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的邀请下“出关”，做了一名法学院教授。从体制外进入他曾猛烈抨击的体制内，也成为他被“诟病”的一个把柄。有学者曾当着众人的面，说邓正来真是“黑白两道通吃”的高手，他却面不改色，一笑而过。
在许纪霖看来，邓正来想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终究绕不过这个体制。“只是理想与时代的脱节，使他不可能成为他想成为的中国学术界的‘教主’。他是一个英雄，却带着悲剧色彩。”
按照邓正来的“野心”，他是带着遗憾走的。而作为一个读书人，邓正来却说：“在学术追求中终结自己的生命，是最好的离开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