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留给我的

    那个冬天，与往年一样。母亲在吃过腊八粥后，就张罗着为我们准备过年的礼物。

    小时候，过年礼物通常是一套新衣。几乎一入冬，母亲就开始在布料市场与服装市场转悠，12月中旬一过，她买回相中许久的布料，画出看中的样式，找到最信任的裁缝，为我与姐姐缝制一套穿出去必定吸引眼球的靓装。

    后来，我们长大，开始自己买衣服，母亲就变着法子送我们春节礼物，有时是一条手织围巾，有时是一双她自己做的家居棉拖鞋。我要生孩子那年，母亲送了整套的宝宝用品，全是她手工缝制的。大红色的小夹衣没有锁边，任剪断的线在棉布上自然而旺盛地发芽，后来，我在许多“森女”范儿的时装中看到这样的设计。

    仅仅有一两次，母亲身体不适或适逢家中变故，她送给我们钱，一定是去银行换好的崭新的钱，号码连着。母亲说自己一生都喜欢新钱，口袋里如果有一张旧钞票，一定会尽快将它用掉。

    2007年的春节礼物，似乎颇令母亲伤神。她眼看我每天从商场拎回大包小包，该买的都买了，不该买的也买了，物质生活丰富到她的礼物几乎连见缝插针的机会都没有。

    有一次在饭桌上，我说想吃小时候过春节时吃的枣馍。母亲眼睛一亮，说：“我教你做枣馍、红豆包吧。还有你爱吃的手擀面、拉面，都应该学学。万一哪天我不在了，你想吃怎么办？”我冲着地板呸了两口，责怪母亲说不吉利的话。

    母亲说做就做。她向楼下卖老面馒头的河南老板要了一块面引子，告诉我如何发面，并且叮嘱，每次发完面，留一小块做面引子，下次就不必再找别人要。

    红豆在锅里煮烂后，母亲用饭勺将它捣碎，加入绵白糖。在外面买到的豆沙包，豆子的形态已经完全被破坏，你甚至分不清里面包的是红糖还是枣泥。母亲做的红豆包，是真正的豆包，豆馅绵软细腻，却可清晰地分辨出豆皮与豆沙，偶尔还能嚼到半粒豆子。

    和面是个技术活儿，由我操刀，母亲站在旁边指导。短短几天，我和了各种面。母亲叮嘱我，做不同的面食，需要不同硬度的面。做拉面的面要软，做饺子皮则要硬一点，而手擀面需要更硬的面。面的软硬，全在于和面时的水量以及醒面的时间。

    我们母女在厨房里忙碌，锅里水汽升腾着，像一块块被稀释的云朵。在等待水开的间隙，我与母亲不约而同地望向楼下的小花坛。梅花开得那么艳，几乎让人以为不穿棉衣走出去也不会冷。

    枣馍与豆包一个个摆在厨柜台面上，面条与饺子做好后，放进了冰箱冷冻室。母亲将自己的精品面食技艺全部传授给我，虽然它们在我身上发光尚需时日，我却立即感受到艺多不压人的充实。

    母亲也开心。当我为最后一个枣馍点完“红”，她长舒一口气说，今年的礼物算给你了。我心里想的却是，给也白给，我嘴馋的时候，还是要央求母亲做给我吃。

    我不知道世间有没有命运这件事。2007年春天，母亲病了，秋天，她与我永别。我果真再也没有吃过母亲亲手做的面食。相反，她在病中时想吃面食，皆由我亲手操持。有时，看到母亲状态尚可，我便开玩笑地说，您把这份礼物送给我，完全是为了自己。母亲不好意思地笑了，很认真地说，等我病好了，给你包猪肉粉条包子。

    没有人想到这是最后一份礼物，直到它成为无可替代的一份礼物。

    后来，每年春节我都蒸枣馍。一个人站在水汽氤氲的厨房里，放眼望去，窗外是一片破旧的矮房子屋顶，不时有鸽群飞过，嘶哑的叫声打碎宁静的午后，我却总能看到红梅静静开放，若2007年的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