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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已经到了势不可挡的地步。对此，共产党看到了，美国人看到了，就连国民党自己也意识到了。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和经济的濒于崩溃，像两只难以挣脱的大手，死死掐着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脖子。
那年夏天，国统区物价较抗战前上涨600多万倍，一个小学教师一天的工资只能买几个馒头。国统区城市经济的崩溃，令民怨沸腾，并使国民党军队的战争补给大受影响。
国民党阻止经济崩溃的主要战场，自然是经济中心上海。蒋介石先是几次电催杜月笙筹措平定物价的办法，杜便招聚谋士，拿出“政府抛售一定量的物资，使大量法币回笼”的具体方案，并得到蒋介石、孔祥熙等认可。
没想到，物资一抛出，就马上被抢购一空，市场犹如一个无底洞，随抛、随抢、随空。尤其是还来了一些“消息灵通的南京客人”，都是与官家有着各种勾结的商人，他们在人数和钞票上，比上海本地投机商人还强势。山穷水尽的政府本来就没多少东西可卖，这一招很快宣告失败。
接下来，蒋介石、南京政府委任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和“太子”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正、副督导员，坐镇上海打击投机倒把、发放金圆券取代法币。俞一开始就知道这一招注定会失败，加之不能与“太子”抢风头，所以在上海的表现极为消极，不但很少露面，连一些会议都不亲自到场。
为了挽救蒋家王朝，蒋经国倒是信心满满、干劲冲天。看看他当时公开发表的言论便可见一斑：“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不惜以人头来平物价！”“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打倒豪门资本！”
行动上，蒋经国组织了“青年服务队”，会同警察局和警备司令部联合执法，并真的做到了连出重拳、铁面无私，还就地枪毙了一些投机违法分子。上海的物价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稳定，岌岌可危的财政金融危机也似乎有所缓和，舆论也发出一片赞扬之声。有的报纸称蒋经国是国民党的救命王牌；有的甚至称颂他为“蒋青天”、“活包公”；有的外国记者则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然而好景非常短暂，蒋经国的滑铁卢之战马上就降临了。
蒋经国的策略是一手镇压下面的地方投机商，一手打击上面的官僚资本。在打击官僚资本方面，他决心打“大老虎”以震慑官宦资本家，并选中了孔祥熙的儿子、他的表弟孔令侃。蒋孔之斗的细节有很多版本，难辨真伪，这里主要采纳川军师长、抗日名将、青红帮头领范绍增的回忆。范也曾混迹于旧上海，蒋经国整治孔令侃时，他是孔任董事长的扬子公司的董事，二人又都是情色高手，经常一起玩耍。
孔令侃仗着“皇亲国戚”的地位在上海横行霸道，明火执仗地投机倒把，大发国难财。据说蒋经国事先还向蒋介石打了招呼，蒋介石也同意牺牲这个混蛋外甥。孔令侃得知这一消息后很是紧张，便想请蒋经国吃饭疏通，结果蒋不买他的账。孔一看苗头不对，连夜跑到南京向宋美龄哭诉。宋便向蒋介石表示坚决不能拿她这个外甥开刀，蒋介石只好要求蒋经国作罢。于是便有了蒋经国转而逮捕杜月笙儿子杜维屏的事情。
然而杜月笙处理此事，表面公道仗义，实则抓住蒋经国不能制裁孔令侃的软肋当众向蒋发难。结果是法院终审判刑6个月，杜象征性地交了一点罚金，以罚代刑，放人了事。
蒋经国上海之行虎头蛇尾，不但“老虎”没打成，连“狼”也没打到。接下来，他在上海广播电台凄凉地发表了《告别上海市父老兄弟姐妹书》，宣布经济管制失败，并向上海市民致以深切的歉意。宣读完毕，黯然泪下，返回途中，他对随行的朋友说：“上海经管失败比济南失守的后果更为严重。”
同年11月6日，蒋经国悄然离沪，上海经管变成了一场只维持了70天的闹剧。此后，蒋经国对国民党政权及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悲观消沉，每日借酒浇愁，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今天看来，蒋经国“打老虎”的初衷是好的，方法也没什么不对，其铁面无私的表现甚至令人敬佩，然而这样一个危难之中拯救政权的举措，却成了专制统治下人治失效的一个重要案例。
窦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