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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的国家如此之富，而有的国家如此之穷？这个疑问曾让多少学者穷其一生，上下求索。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戴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给出的答案是：制度，制度，制度。
两人合著的《国家为什么失败：权力的源起，繁荣和贫穷》（Why Nations Fail: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一书，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极其引人注目，一经出版，各大权威媒体便纷纷刊发书评，更被《经济学人》杂志列入“2012年度最佳图书”。作者之一的阿西莫格鲁，曾于2005年获得由美国经济协会颁发的、有“小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甚至将此书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相提并论。
两位作者试图回答这样一个命题：什么决定了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异？是文化、气候、地理，或者官僚昏庸无能？不，这些因素都不是决定性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博茨瓦纳能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而其他非洲国家如津巴布韦、塞拉利昂却还深陷在贫穷和暴力之中。
决定性因素在于，“经济制度是决定一个国家繁荣或贫穷的关键，而政治和政治制度又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作者们认为，国家之间的关键区分在于制度（institutions）。当一个国家发展出“包容性”（inclusive）政治和经济制度时，就会繁荣；而当制度是“攫取性”（extractive）的，将权力和机会集中到少数人手里时，国家就会失败。
所谓“包容性”制度，就是既能以多元方式广泛分散权力，又能一定程度上集权以维持必要的法律和秩序（这是保护产权所需之基石），以及一个相对自由进入的市场经济。“包容性”制度能让大多数人受益，而“攫取性”制度则是让少数人从多数人身上攫取利益。
作者们指出，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建立起“包容性”政治和经济制度，就可以释放和保护每个公民的创新、投资和发展的潜能。只有“包容性”制度才激发人的创造性；“攫取性”制度只服务于少数人，固然可以让一个国家脱离贫穷，却无法保证实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繁荣。
“攫取性”国家可能会经历一阵子的“繁荣爆发期”，但难以持久，因为这种制度下很难培育出对增长和创新而言极其关键的“创造性破坏”。“这种‘创造性破坏’在经济领域以新换旧，在政治领域也会动摇既有的权力关系。”作者写道。
阿西莫格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醒说，人们普遍有个误区，以为只要经济增长，并且将增长成果合理地进行分配，国家就会繁荣；这种观点的另一个版本是，以为只要保护产权，经济和社会成功就会随之而来。但事实上，只要“攫取性”制度始终在运行，财力的增长和产权的保护都将无法挽回国家最终失败的命运。
他举例说，国家的财力并不能维系持续增长，正如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增长并非真正的增长，如果拿走石油，它就跟一个贫穷的非洲国家没啥两样。
两种制度都会自我强化，分别进入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那“攫取性”制度怎样才可能转变为“包容性”制度呢？作者的答案是，这取决于那些作决策的人，只有当他们获得的收益超过成本时，才会进行“包容性”变革，如扩大选举权、取消垄断特权。其中有多种考量因素，比如社会动荡和爆发革命的风险、“包容性”经济制度能创造的效益，以及对改革受损者的补偿等。
英国经济学家达利巴·罗翰克在关于这本书的书评中引申说，看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以及让大多数人而非少数人受益的能力。
这部著作据称建立在15年的研究之上，两位学者旁征博引，从罗马帝国，到玛雅城邦，到中世纪的威尼斯，再到苏联、英国、美国等，从古至今考察了数十个国家的成败案例，以支撑自己的观点。他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历史教训告诉人们，没有找对政治制度，就难以找对经济发展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学者虽然都是大牌，但这本书却面对普通读者，写得深入浅出，言语生动，这种面向大众的姿态，颇值得中国学者借鉴。
庄小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