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官仇富的“仇恨标签”不要随便贴

    新春伊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率先出版了网络舆情白皮书，收录了近两年来15个广东法院应对网络舆情的经典案例，包括胡益华抢劫、“微笑之问”杀警案、母亲溺死脑瘫儿案等。白皮书称“仇富仇官”制造网络舆论焦点，民众在“仇富”心理下对“杭州飙车案”给予高度关注，在“仇官”心理下对关系官员身份职责、品德能力的案件尤为关注。(《羊城晚报》2月19日)

    这个观察和分析是很精准的，敏感地把握住了当下网络舆情的取向。这不，近来的微博焦点就集中于富人和官员两方面，一方面是就潘石屹等房产商是否涉嫌变相为贪官洗钱，质问任志强与潘石屹某个地块的交易是否涉嫌国资流失；另一方面，则是对潜在房叔房婶房大爷展开追击，或是对某个“受到权力迫害”的公民的支持中。一条平常的微博很难火，只要植入对官员对富人的仇恨，就很容易迅速被海量转发。

    一个个微博网众好像俨然都是易燃易爆品，对官对富的仇恨，就是那个随时能引爆网络愤怒的火星。普通车祸没人关注，但假如你说那辆肇事车是一辆宝马，网民情绪立刻起来了；街头斗殴没人当回事，但假如喊一声“城管打人了”、“警察打人了”，仇恨迅速集结；中年出轨太司空见惯了，但假如说王石、潘石屹之类的房产商出轨了，网友就立马全来围观了。最意味深长的是当年广州那个案例：一个贫困母亲因孩子得重病而求助于舆论，无人理会，但当炒作者设置了一个“跪行到某个天桥下就给钱”的情节，有了“有钱人调戏穷人”的佐料，就成功吸引到关注和救助。人们后来对那位母亲的救助，并非出于爱心，而是出于对那个“迫害者”的仇恨。

    这类情绪的蔓延，见证着社会的被撕裂，多数人站在一个被欺凌、被掠夺、被戏弄的受害者立场，去反抗那些他们想像中的“迫害者” ——官员和富人。贫富差距拉大和腐败横行，制造着社会阶层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将复杂的中国社会阶层变成了一对简单的仇恨：权贵与底层不可调和势不两立的冲突。

    这种矛盾无法回避，但我并不赞成用“仇官仇富”这样充满话语暴力和歧义的词去描述。这个“仇”字太容易搅动人们的情绪，太容易引发纷争和口水。有必要对这种情绪进行细致分析，而不能随便贴“仇恨标签”。

    说是“仇官”和“仇富”，国人的潜意识中对官和富即权力和财富，绝非仇恨，而是羡慕、崇拜和追逐。说是“仇官”，可从每年那千军万马奔向公务员考试的队伍就知道，怎么会仇恨呢？从“3岁小孩就知道长大要当官”的现实就知道，怎么会把仇恨的对象当成人生理想？从现实中国人对官员和权力的态度，都看得出来，我们对官员远远不是仇恨。

    对待财富更是如此。人们每天那么辛苦地忙碌，大多数人追逐的不正是财富？市场上最受追捧的图书不是别的，正是教人怎么创富的。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国人对致富的追逐、对创富者的崇拜，为了钱而不择手段，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传统中国人“当官发财”的人生梦想，在今天成为一种更为强势的价值观。

    可我们又无法否认，权力和财富在舆论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仇视。必须看到，公众仇恨的其实不是权力和财富，而是不公、垄断和掠夺——在一些社会，制造掠夺的是强盗，创造不公的是骗子，而在我们这个社会，不公和掠夺的制造者恰恰是一些权力和富豪，所以表现出仇富仇官的症状。

    换个角度看，虽然对富人和官员表现出了仇恨，但它并不指向一个阶层，而是指向这个阶层中的那些作恶者。张瑞敏、柳传志、张朝阳们的财富，没有人仇视，起码目前公众还没有看到他们的财富有什么见不得阳光之处。报纸上那些我们常见的官员的名字，公众也不会去仇恨。那些看得见的靠非法手段和垄断方式获得的财富，那些看得见的背叛了公益承诺而为个人捞钱的权力，当然应该被仇恨。这种仇恨不是嫉妒和眼红，而是“不平则鸣”支撑的一种道德感和正义感，也是公民正当的表达。

    不可否认，因为权力的不透明和创富的隐秘，很多官员和富人因为“恨屋及乌”而躺着中枪了。他们所要做的，不该是去抱怨被无辜“仇视”，不是感慨“对市场和商人的仇恨是社会最大的敌人”，而应是寻求法治的力量并进行切割。我们要以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使不贪污腐败的官员免于被仇视，以良法使合法财富免于被敌视，以法律保障市场远离权贵资本主义的染指，使“好的市场经济”不被那些伪市场伪改革所污名化。

    所以，要做的不是贴“仇富仇官”的对抗化标签，而是保护那些正当的仇视，解决人民提出的问题，并以公开透明的制度保护那些正当的权力和财富，使之免于被仇视。这就是为什么前段时间一些官员力挺官员财产公开的原因，他们不想跟贪官站在一个战壕里而成为人民的敌人。